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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辅 河道总督和他的治河思想
来源: 查字典历史网 | 2017-09-13 发表 | 25 人浏览 | 教学分类: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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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靳辅

靳辅(1633~1692年),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清康熙时治河名臣,参与平定三藩。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卒,赐祭葬,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建祠河干。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雍正五年,复加工部尚书,入祀贤良祠。

靳辅 河道总督和他的治河思想1

靳辅自幼知书识礼,九岁丧母,执礼如成人。顺治六年(1649)出仕为笔帖式,两年后进入翰林院为编修。那时,他对朝廷典章制度已很熟悉。顺治十五年改任内阁中书,不久升为兵部员外郎。

康熙元年(1662)又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七年,晋通政使司右通政,第二年升国史院学士,充任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九年十月,改任武英殿学士兼礼部侍郎。

靳辅在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任共六年,以地方军政首脑的身份,做了几件为人称道之事。

第一,请求豁免田粮和提倡发展生产。安徽地区连年荒旱,民多流亡,靳辅到任后关心人民的疾苦,尽力号召流民回到生产岗位上,经他召复的有数千户。他到任第二年,查出临淮、灵璧二县虚报开垦田地四千六百余顷,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他就奏请豁免了这份不合理的田粮。

但是,靳辅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他认为真正把地方治理好,不在于请赈蠲租,更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即因民之力,教以生财之方。为此,他主张在安徽地区募民开荒、给本劝垦、六年升科。这位巡抚举例说,凤阳五百里,苏、松三百里,苏、松财赋甲天下,而凤阳的贡税不及苏、松十分之一,虽然地有肥硗,却不应如此悬殊。

追究其原因,他认为是苏、松地区水利修得好,小港支河,到处皆有,旱既可以灌溉,涝也得以排水,所以即使受到水旱影响,终究构不成大患。

他以此为借鉴,在安徽实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畘,二十畘为一沟。把沟里的土堆起来做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溉。可惜未得具体实行,即因三藩之乱爆发而中止。

第二,参加平定三藩之乱,维护地方安定。康熙十二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因撤藩起兵反清,接着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相继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藩之乱。第二年,吴三桂、耿精忠的叛乱军队进攻江西,煽动饶州的兵弁起而响应。安徽巡抚驻安庆,地与相近,康熙下令靳辅所在增兵设防。

靳辅立即在池州(今贵池)、安庆地方部署军队,不但保卫了本地区的安全,还有力地支援了江西地区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有个名叫宋镳(标)的人,在歙县山中为乱,声撼远近,在江苏、安徽及江西地区流窜,与三藩之乱相呼应,靳辅将其追捕归案,消除了隐患。

第三,大力节省驿站糜费。康熙十五年,因平定三藩之乱,清朝军费猛增,供应非常紧张,负责筹饷的户、兵二部下令裁减驿站经费。靳辅此时上疏指出,欲省经费,宜先除糜费。

他列举一系列糜费的渠道和可以节省的项目,如外地诸大臣,非紧要事情,不必专门派人传送奏疏,这可使火牌糜费节省十分之四;京城派往外地的官员,可以酌量并减,即解饷解炮,沿途自有官兵护送,亦止需差部员一名,则勘合糜费又可节省十分之三四;严禁各种员役横索骚扰,无名之费节省会更多。

以安徽为例,全部所属驿站银二十六万余两,以十分之四计算,一年可省十余万两。这笔钱既可充军饷,亦可减少驿站本身的困难。康熙帝非常重视靳辅的意见,说:驿递繁苦,皆由差员横索骚扰,著严行饬禁。下部议,以靳辅所奏,定为条例。

当年靳辅报告,安徽一地存留各属扛脚等项银十一万七千余两,节省驿站银十二万九千余两,总计二十四万余两。康熙帝当即表扬他节省存留驿站各项钱粮为数甚多,具见实心办事,按规定予以提拔,于是加兵部尚书职衔。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被提升为河道总督,官衔全称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年他已四十五岁,从此到六十岁病逝,一直致力于治河,其间曾被提名当刑部尚书,但没有成为事实。

靳辅没有辜负时人的希望。他上任伊始,有个八疏同日上之的佳话,足以表现新任河道总督靳辅胸有成竹,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件事出现在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677 年8 月17 日)。

从时间上看,靳辅三月得到任命,四月六日到宿迁上任(当时河道总督驻地在山东济宁),然后他就开始了视察河道,历时两个月。能在一天之内连上八疏,完全是他亲自调查河道并认真进行研究的结果。他在这次调查中,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他在给康熙帝的奏疏中说: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而他一日上八疏那种迫切心情,与调查所受触动也有很大关系。

他踏着泥泞的河岸,上下千里,观察河水形势,感叹说:河之坏极矣!这是他决心把黄河尽快治好的真正动力。不仅如此,靳辅从这次实际调查和访问中,还确定了他治河的总方针,即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靳辅认为,黄河河道坏到如此程度,不能以尺寸治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无济于事。

他主张必须有个全局观念,从整体上采取措施,把河道、运道合起来共同治理。因为追本溯源,盖运道之阻塞,率由于河道之变迁。尤其强调治理黄河的重要性实际关系数省的安危,不能如过去只注意解决漕运的问题,而放纵黄河任意冲刷,如果还是那样,运道也不能保证畅通。他抱定目标是使已淹之田可耕,见在之地可保,运道可通,额课可复。

在治法上,不全盘否定前人的经验,措施也不千篇一律,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有须分别先后者,有须一时并举者,总之,因势利导,随时制宜。

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用了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法,而如寓浚于筑等方法皆属创新。在他的总方针下,把具体措施分为八个问题,每题一疏,所以就成了八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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