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研究领域影响甚深。本文从探讨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着手,分析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笔者认为,魏特夫的浓厚东方主义情结、“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宏大叙事的理论模式以及静止、片面的眼光使其研究结论难以成立。要克服“东方主义”,就应当在史学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东方主义”,推动历史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东方主义 魏特夫 超越
大概在美国学者中,像魏特夫这样引起国内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强烈关注的并不多见。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的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促使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其本人及其着作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和研究,他们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拟从探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着手,分析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并对史学界目前比较关注的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超越“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与同行。
一、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命题涉及的问题
在美国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中,魏特夫确实独特,倾其一生研究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他毕生最重要的着作当属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综观全书,大体说来,魏特夫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提出了“治水一专制主义社会”理论分析范式,构建了宏大的分析框架。据此,他把世界分为“治水社会”和“非治水社会”,这是该书的核心理论和灵魂。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纵贯全书的核心概念和主题——“东方专制主义”。
第二,他根据自己对东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把“东方社会”、“治水社会”、“农业管理者社会”、“亚细亚社会”、“亚细亚式的经济制度”等混同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它和“官僚机构”和“东方专制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出了新的解释。
第三,他从宏观世界史的角度,通过东西方社会比较,对东方社会的结构、东方国家的起源、东方社会发展的动力、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东方的“治水社会”里,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地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在他看来,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是不能被打破的。
第四,他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他曾宣称,他之所以研究东方专制主义,其目的是要对社会主义“极权政治”展开批判。他在该书的1957年导论中称:“赤手空拳不能进行战斗。在危机的时候,任何理论上的真空犹如权力上的真空一样,招致灾难。当我们自己方面拥有无穷的强大潜力时,没有理由听任敌人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理由听任极权主义的战略家们在理应属于我们的地盘上,炫耀他们制造的教条。”①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人们不难看出,魏特夫的着作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写成,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共政治色彩,这使得他的论述从不存在历史的客观性。当然,毕竟魏特夫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并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这为他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全书涉及时间跨度长,抓住“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从管理、税收、徭役、财产、宗教、法律、心理等方面对专制制度作了全面分析。
二、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
对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内学者已结合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的历史,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深入地作了批判,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主导魏特夫等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论问题。
1.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
“东方主义”一词是由美国学者萨义德于1978年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观点,现代东方主义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是西方研究东方社会的一个学科,也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是西方企图主宰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体系。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建构物”,②是一种宣称西方对于东方具有内在优势的世界观,它建构了一个优越西方的永恒形象,也建构出落后东方的“他者”形象。③可见,所谓的“东方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
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传统。西方人肯定东方文化价值的观点始于古希腊,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虽然在其着作《历史》中谴责波斯的专制制度,歌颂希腊的民主、自由,但总的说来,他能以相对平等的态度描述异邦文化,并坦率地承认东方文化对希腊人的影响。他在该书中提到,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人希腊的,不少风俗习惯也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④但同时西方人否定与贬低东方民族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希腊人的思想观念时说,希腊人是天生的自由人,亚细亚蛮族则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57页。
③John 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7.
④希罗多德:《历史》,Ⅱ,50—51。
是“天生的奴隶”,“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①此后,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8世纪,“中国热”风靡欧洲,这时不少欧洲人把中国当作榜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分推崇。他在《风俗论》中指出,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作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当欧洲人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②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虽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持批判态度,对中国的礼教则极为赞赏。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经济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否定与蔑视东方的“东方主义”形成,并成为西方人认识东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许多西方学者诸如黑格尔、孔德、穆勒、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从不同方面参与了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其中韦伯被认为是东方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多部着作,试图通过东西方比较对为什么只有西方能够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而东方则没有实现进行解答。在他看来,东方是与倒退、专制、永远处于停滞和奴役状态相联系的,而崇尚理性、自由的西方则创造了勤奋、进取、个人主义等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现代性,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形成,直接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的着作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他的着述深深地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东方主义基础之上的。总之,在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建构下,“专制主义”成了“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③“东方”、“亚细亚”等地理名词,被视为丑陋、罪恶、残暴、贫穷、愚味的代名词。于是,东方的形象就被西方主流话语系统定格了,形成了东方主义的叙事文本。
1896年出生于德国的魏特夫,显然受到了“东方主义”的熏陶。他从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专制组织和灌溉农业相互关联的思想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治水专制主义”的观念。受韦伯的中国“对治水以及君主官僚制直接统治的依赖似乎曾经是决定性的平衡力量”④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魏特夫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治水社会和治水国策的特点。和韦伯一样,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贯穿魏特夫着作的始终,《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说明了该书的特点。
魏特夫的研究是在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东方主义理论前提下进行的。他对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也以西方的社会发展现实为价值尺度来进行总结的,这就使他的阐述缺乏客观性,有时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他在将东方和西方进行比较后认为:“东方的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的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暴虐。”⑤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希特勒专制独裁政权的暴虐是人类20世纪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恶梦,魏特夫对此“视而不见”,显然是受东方主义意识影响的结果。魏特夫的研究潜意识中笼罩着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尽管他对东方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可由于骨子里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预设,使得其研究大打折扣,一些结论和认识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②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4—76页。
③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④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页。
⑤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导论,第11页。
2.“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使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世界,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人就在与东方人的接触、碰撞中,建构了作为自己对立面的“东方”形象。①从此,东西方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分析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不少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和潜在意识。当这种思维定势与东方主义结合起来后,它便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和问题。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运用了比较方法。从印度、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拜占廷、俄国到拉丁美洲,甚至夏威夷,都把它们视为东方社会。通过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欧洲、美国、日本)、东方社会内部的比较,他建构出来的东方治水社会的专制主义特征十分明显,而且带有地域性的特点。但问题是,他使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法,并不能涵盖和准确描述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实际。例如,他把“服从”说成是东方专制社会中公民的美德,没有看到在西方的斯巴达和罗马,在尚武的社会环境下,“服从”同样也是其公民的重要特点。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曾经提到,有人声称斯巴达人只知道如何服从,不懂怎样指挥。当有人说斯巴达固若金汤是因为国王善于指挥时,斯巴达国王特奥蓬波斯回答道,这不如说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知道如何服从。②又如,魏特夫在书中强调父权在东方社会的强大,却忽视以父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同样是古罗马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家父掌握着家中的法律、经济、宗教祭祀等一切大权,对他的妻子、子女和奴隶几乎具有绝对的权威,拥有对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利。上述事实表明,由于戴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并以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魏特夫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3.宏大叙事的理论模式
如同汤因比创建了“挑战与应战”的历史分析模式一样,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建构了“治水—专制主义”的宏观理论分析模式和框架,并以此来分析东方社会。然而,任何一种宏观的分析模式都有其局限性。当学者们面对由最活跃的因素“人”所创造的千差万别的历史场景时,他们就有可能产生生搬硬套、随意裁剪以符合其自身的分析框架的冲动,并由此导致了一种主观性的出现。而当这种带有主观性的理论模式逐渐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并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时,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受其支配和影响。魏特夫的困境正是这样的,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处处可见尴尬的处理和无奈的“忽视”。由于宏观分析框架的局限,他不得不削足适履,裁剪历史,甚至偷换概念。
①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4—123页。
②Plutarch,Lycurgus,30,3—5.
魏特夫的核心理念是把东方国家与“治水社会”挂钩,而当他用水利灌溉无法解释东方各国国家形成的实际状况时,便把东方社会分为治水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次边缘地区”;①又引入“所有制”作为分析工具,将治水文明划分为简单、半复杂、复杂三种类型。②由于日本的社会历史无法符合魏特夫治水社会一东方专制主义的标准,所以他只好把日本从东方社会中“除名”,纳入“非治水的西方社会”。至于东方的另一些重要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则被有意识忽略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忽视了东方社会悠久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魏特夫论述重点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要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存在众多邦国,其中重要的秦国、楚国、齐国等并不是因治水而形成的。③再以宋、辽、金、夏以及蒙古帝国的兴起而论,情况更为复杂,治水与否并不能涵盖和解释其兴衰更替的历史。再如,连魏特夫也承认俄国是个例外,可为了把它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还是给它安上“边缘、次边缘”的名义。这样的处理,使治水与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一个等式链条,并成为了一种衡量的标准,这完全是一种粗暴的简单化的做法。此外,他为解释的需要而引入“所有制”,这不仅牵强附会,更有偷换概念之嫌。实际上,治水社会、所有制与东方专制主义无法形成逻辑的链条。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用水利灌溉组织的单一因素来解释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种“合力”造成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用单一的因素解释历史发展的机械因果论,必然导致其解释漏洞百出,甚至扭曲历史的原貌。
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魏特夫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但总体来说,他把东方、西方各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而忽视了它们各自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都知道,在古希腊城邦时代,200多个城邦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逐渐建立了民主政治;后者以农业为主,实行贵族寡头政治。但是,魏特夫却硬是把古希腊视为一个整体的“非治水社会”,与专制的东方治水社会相比较。同样,早在古代社会,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与共同处于东方的印度有着巨大的差别。刘家和先生认为,古代印度注重宗教研究、主张无差别的平等、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代中国则注重人文研究、将具有礼的形式的人与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④在其宏观理论分析模式的框架下,魏特夫却不愿承认、分析和解释这些差别。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的宏大叙事理论模式带来的一个后果,其特点和根源已为众多的近现代学者所揭示。利奥塔指出,宏大叙事的表征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逻辑、普遍有效的原则来阐述世界,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标准。康德分析了工业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物性化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心智的物性化,单向度的工作机原理带来了单向度的价值偏好的人,宏大叙事般的工业主义形象与实体带来了人类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和习俗。⑤这些论述分析了宏大叙事方式生成的时代背景,说明了近代工业革命在为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163页。
②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237—240页。
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⑤转引自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8—30页。
4.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问题
魏特夫何以把东方与西方看作是有那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呢?从方法论上讲,这在于魏特夫视东方社会为停滞的社会,而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则是拿现代的西方作为衡量尺度和标准。也就是说,魏特夫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用静止或停滞、片面的眼光看待东方社会,由此得出了与中国实际不相吻合的结论。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高度一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绝非长期处于静止停滞状态。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并非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王家范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政治转型。一次是西周时“分封制”,实行贵族政治下的地方分权统治;一次是秦始皇一统天下,由“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君主专制统治”所占历史并不长,极端君主专制还不到六百年。①在经济层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自唐宋时期转型,进入“近世社会”,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②欧美学界也盛行“宋代经济革命说”。中国有些学者虽不赞成把宋代的经济成就高估为革命,但并不否认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③针对学界存在的“明清停滞论”观点,国内外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反驳,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清代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高峰”的观点。④凡此种种都说明,“专制主义”和“停滞说”不能确切地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各个社会在回应环境挑战时,往往会形成合乎理性的制度设计,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或改革,因而根本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简单地拿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或成功来比较与解释东方社会所谓的停滞或失败,其结论注定是不合逻辑和错误的。
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279—281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③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④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载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9页。
三、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与方法
魏特夫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在历史叙述中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需要在历史学发展中坚持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
1.用全球史观取代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研究视角
“欧洲中心论”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展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中心论”日益受到批判,同时,也促使西方学者进行反思,试图用全球的眼光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1955年,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并在后来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等着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把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着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这部着作中,以全球性的视野全方位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景象,揭示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与传播对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1982年)运用全球史的观点,描述了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与演进过程。近年来,一些清醒的西方学者通过重新“发现”东方,开始改变过去被脸谱化的“东方形象”,并在研究中注意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力求尝试能真正建构全球和“东方”的历史。例如,1997年,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作者在此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1998年,德国学者弗兰克发表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其明显带有“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意图,认为世界体系至少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和西欧的“全球性关联”的比较研究后,正确地指出“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才领先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①2004年,英国学者霍布森出版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渊源》一书,对有关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欧洲中心论的主流倾向提出了挑战,强调了东方在西方兴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和齐格勒的着作《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在我国翻译出版,该书以“传统”和“交流”为主题,试图以全球的眼光进行历史分期,并描述人类的过去。②
显然,上述批判反思的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利于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神圣光环。然而,“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它既是一种观念、一套话语体系,又是一种关照场域和思维定势,其产生与发展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紧密联系,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或“退出”历史舞台。除了破除“欧洲中心论”之外,我们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需要防止对西方历史的“误读”。世界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多元的整体。我们认为,叙述世界历史,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经验纳入其中,目前可行的选择就是倡导全球史观,以全球的视野重构世界史。③
2.重视差异,提倡思维的多纬度,反对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分析方法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长时间东方、西方都是相对概念,并不具有实质内容。但在欧洲崛起以后,“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从而将世界划分为东方西方,并赋予了特殊含义和形象。于是,东方和西方地位不同、时间序列中位置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等差异,被人为夸大。历史学的发展已印证了东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分析方法的主观和不足。东方西方原本就是人们想像的“共同体”,历史和今天发展的实际已超出了东西方简单对立的模式,需要我们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采取抛弃和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人类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东西方是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中发展的。因此,尊重历史的多样性,相互借鉴,在多样性中发展统一性,这才是对待历史发展的正确态度。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风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关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史观问题,可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裔昭印、徐善伟:《论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朱孝远:《全球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坚持历史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慎用“宏大叙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坚持和贯穿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和认识方法,才能科学和客观地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那种只见东方、不见西方,片面孤立看事物的思维模式,其方法论和视角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人类社会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各自的特点,总结其共同之处,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我们认为,针对特定对象的一定的理论分析模式对认识复杂的历史来说是有帮助的,也是可行的,不过,要十分谨慎和小心,明确它的边界和解释的能力。历史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因此,一种解说模式只能就历史的某一层面展开讨论,从而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但无法涵盖全部历史。明乎此,也就能正确对待理论分析模式的作用。
4.坚持用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对待历史现象
所谓历史原本就是时空结合的产物,而且是人的活动过程的记录。历史现象生成于时空序列中,并不断承继相因,累积而成今天我们面对的厚重的历史。希腊文明为罗马文明所继承,罗马文明又被基督教文明所取代,西方文化就是在这种变更替代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多重身份、角色,不同地域时空,众多因素碰撞交融,“天、地、人”不断演化,这是历史的常态。不仅如此,历史充满了变化,每一变化又由无数的因素造成。小到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不断与外界处于频繁的交流中。交流和碰撞可以改变历史,也同样充满变化。罗马从城邦到共和国,再到帝国,直至灭亡,其间变化万千,中国从西周时的分封制发展到秦朝时的郡县制,从政治学的角度总是处于不断演化当中。再比如,中国的历史从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再拓展到珠江流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交融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历史。成长于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人欧洲,对欧洲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又全面影响了世界各地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人类历史清楚地显示,各民族、国家、地区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变的,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此,要认识考察历史事务和现象,非得有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不可,否则难以客观、科学认识它的本质和把握它的全貌。
综上所述,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中国引起受到批判和摒弃不是偶然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何超越“东方主义”,已成为实践和现实问题。中国史学界在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大潮中,如何重铸中国学风、学派,还需要深入细致地做大量脚踏实地的开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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