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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的幼童留美:朝廷习惯看到压抑的青春
来源: 查字典历史网 | 2017-05-26 发表 | 教学分类: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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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起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目。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蔑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梦想破灭之后的曙光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赞扬这一进步必须记住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容闳,号纯甫,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847年,经过一番波折后赴美,在别人的资助下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旧译《西学东渐记》)中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怀揣这一目标,容闳于1855年回到了正处于“洪杨之乱”中的故国。他在广州目睹了清廷官员一次大屠杀,震惊之余转而在感情上倾向于打着宗教旗号的太平军,不久即到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使他断定,太平军不可能给苦难中国带来新的东西。

容闳改造中国政治的梦想破灭,但改造中国教育的梦想却开始显露曙光。因为他遇上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他先后向曾国藩建议:建一座西洋式的机器厂;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第一个建议实施很快,结出的硕果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第二个建议则颇让人踌躇。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在吃过苦头后,可以向西方借鉴技术以为我用,但要其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则至难。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产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识到,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一手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联名向总理衙门上奏,呈报了容闳关于选派学生留洋的建议。

曾国藩是容闳最为景仰的中国人。在后者眼中,前者“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者,他的人品远远超过他的同僚”,其伟大“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而与曾相比,公认继承曾氏衣钵的李鸿章就显得逊色多了。容闳认为,李鸿章“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官员,其才能远不及曾国藩;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论,他的品德更是经不起公正无私的历史的检验。”

论个人品格的纯正,李不如曾,这个评价大致不错。但平心而论,李鸿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比曾国藩玲珑,容闳对中国特有的官场艺术不熟悉,极易误解,后来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闳在其回忆录中指责李鸿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12岁至15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四批,总计预算白银120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还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到香港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以籍贯论,广东84名,江苏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东1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但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这暴露了满洲贵族们的颟顸,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著名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离襁褓后首次被人亲吻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闳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回忆:“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但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总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以后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次演讲辞回顾:“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的准备。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他们只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在管理幼童的专门机构—肄业局里,儒家正统教育背景、作为委员的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容闳在回忆录中批评他们“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而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未曾消歇,有的甚至说幼童能否学业有成尚不可预期,即使学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清政府终于决定将幼童全部撤回。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中国政府收回成命。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谁该为此负责?

按照容闳的意见,首先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陈兰彬是“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而吴嘉善则应该“送进疯人院或低能者教养所”;其次则是在朝中位高权重、又是幼童留美事业主持人的李鸿章。容闳批评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容闳的观点,无论是撰《剑桥晚清史》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大陆学者,在他们笔下,陈兰彬、吴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鸿章则首鼠两端。细按史料,这种说法颇值商榷。陈兰彬、吴嘉善并非顽固不化的人物,像吴嘉善还是个颇有成就的数学家,从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道德上有多么严重的污点。而以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他内心并不赞同将幼童全部撤回。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李鸿章还曾特地电告吴嘉善勿急于带幼童回国。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声甚高,他又函告总理衙门,认为“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并谓美前总统和驻华公使均函告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我们只能说李鸿章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不够坚决,硬要说他见风使舵并不公正。

“砖缝中的潮气使衣衫尽湿”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国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欠佳,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回到仿佛已经陌生的祖国,幼童们有点迷茫,也满怀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丧。

后来服务于中国外交界的幼童黄开甲,把他回国之初的遭遇,透露给了他在美国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说:“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欢迎的微笑来接待我们这失望的一群。……到中国‘海关监督’办事处,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动真迟缓。我们还被暴露在惊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难堪。……为防我们逃脱,特由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关闭已经十年,当你踏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夜间,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可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这里,“美国化”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九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兹阅前因,足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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