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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培训: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的现代化:政治路线与意识形态
来源: 查字典历史网 | 2013-01-15 发表 | 教学分类:新课程标准

历史教学

中学历史在线网注:南京市高中历史教师正在进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培训,我们发表部分培训活动中的专家发言和辅导材料,供大家参考。系列资料由本站特邀编辑南京溧水历史教研室周红英老师提供,特别鸣谢。

课标培训辅导资料

在20世纪的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兴起的基本背景是:19世纪后期以来,
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在体制内所主导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现代
化运动一再挫败,因而体制外的被统治阶级才不得已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承担
起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职责。因此,19世纪后期以降,中国政治的重心或者焦点,
呈不断下移的趋势, 即从中央到地方(洋务运动) ,从督抚大员到中青年士子
(戌戊变法) 和留学生群体(辛亥革命) ,再到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
(五四和大革命) 。 与此同时,采取的手段也日益激烈和彻底,即从体制内的
“自强”运动到对体制本身的改良,再到暴力的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与这种趋
势相伴相随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也亟需颠覆、打碎统治阶级的原有意识形态体系,
以解放广大被统治阶级巨大的政治潜力--这就是反传统主义的实质。因此,作
为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方面是19世纪后期以来统
治集团对待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所谓“安内”)--这种阶级立场与同时期
统治集团对待欧美日列强的立场(所谓“攘外”)息息相关,“安内”与“攘外”
构成了特殊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丧失其中心国家地
位的过程中,皇权-官僚阶级提出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最完
备地表述在张之洞洋洋2万言的《劝学篇》当中。

一、“攘外”与“安内”

1、19世纪60年代初,英法联军之役刚刚结束,太平军在江南仍握有强
大军事实力,捻军同时亦转战于中原地区。1861年11月,那拉氏联合奕沂,
通过宫廷政变一举清除了传统排外主义的官僚势力(八大臣),并从此走上了一
条对外妥协、对内加紧镇压的政治路线。这个政治路线的战略思想基础由奕沂的
一篇著名奏折明确予以表述。该奏折对内忧外患的内政外交困局所做的总体分析
是:

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
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
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

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在亚洲面临的局势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
强国,它联手法国支持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56)中已击败俄
国,暂时结束了英、俄围绕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海峡的争夺。随后,英国镇压、平
息了印度士兵的大规模起义(1857),稳定了这块庞大的殖民地。另一方面,
同期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60) 又以英法联军打进北京, 签订
《北京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以英国霸权为支柱,亚洲地区维系了一段长时间
的相对和平--直到90年代英国霸权遭遇挑战。由于远隔重洋,更由于中国作
为古代社会的原中心国家拥有无与伦比的稠密人口、广大地域以及悠久的行政治
理传统、统一的中央政府和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当时英国绝无可能变中国为第二
个印度。因此,《北京条约》以英国迫使中国再度开放大批口岸,限定超低税率,
控制海关行政为主要内容--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当时的英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严重依赖海外市场。1860年,英国进出
口贸易占当时国际贸易的25%。同一年,英国出口产品占其所有物质产品的三
分之一,1871年更达五分之三。1861年,在世界总出口额中,英国占3
4.5,而另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仅占13.1。在外贸结构上,英国大量出口
高附加值的制造品(1854-56年度占全部出口的85%),大量进口低附
加值的原材料和食品(同期占全部进口的94%),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2]
广大的海外市场既是大英帝国扩张、征伐的结果,也是这一帝国不得不以武力维
系下去的原因。由于英国当时无力将中国纳入其直接统治之下,因此,维持清王
朝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形式,保持中国的稳定,以倾销英国这座“世界工场”的
廉价工业品,榨取中国社会的剩余,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就是一种明智和经
济的选择。

2、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乘火打劫,强迫清政府割让了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以及新疆西北的大片领土。由于同中国“壤地相接”,沙俄与远航
而来的欧美列强相比,对清王朝的威胁尤其严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原地区
的优越环境和大量的经济剩余,以及北亚严酷的气候和生存条件,自周秦时代以
来,北方民族南下的威胁就一直是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这种威胁作为
长久的压力甚至从一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促使皇权-官僚
阶级一再修复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以动员、组织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修
建长城到供养庞大的常备军),来抵御北方的侵掠。

俄国作为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国家,在从拜占廷帝国接受宗教(东正教)、政
体(君主专制和礼仪)和文字(斯拉夫字母)等文明遗产的同时,又是蒙古金帐
汗国的继承者。它不但融入了这个蒙古帝国的人种血脉,而且也兼并了其巨大的
版图。近代崛起的俄国向东方的扩张由于那里异常稀少的人口而极为顺利。这种
扩张,直到与康熙朝代强盛的清帝国发生冲突(1685-89),才被暂时阻
止于人口稠密的中华文明的外缘。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由于同样的环境压力,俄国继承了古代北方民族的南进传统。因此,随着中
俄之间力量对比的逐渐变化,俄国终于在170年之后,打破了《中俄尼布楚条
约》的限制,再度南下。另一方面,除去环境的压力,在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国
际竞争中,俄国作为一个半亚洲的后进国家,同前述的日本一样,也不得不借助
直接的军事侵略和占领,以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使“南进”成为近代俄国坚定不移的国策。一方面,俄国南下征服中亚地区各伊
斯兰汗国,直到被印度和阿富汗境内的英国势力所阻遏;另一方面,俄国则通过
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控制中国东北和朝鲜。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乘
中国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之际,已逐步控制了中东路、旅大、东北全境和山
海关至北京的铁路,“肘腋之患”将及“腹心”。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已落到
衰败的谷底,那时起而遏制俄国南下的是后来居上的日本。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日、俄两国极为相似。一方面,两国都是后进的资本主
义国家,与欧美列强相比,面临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窘境;另一方面,日本地
域狭小,资源稀缺,在工业化时代亟需广大市场和原料的情况下,难以通过自身
完成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因而尽管与俄国具体情况不同,但同样也感
受到另一种“生存环境”的压力。所以,自明治维新后19世纪70年代的“征
韩”开始,“大陆政策”就成为近现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实际
上,随着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溃败而告结束,19世纪
60年代初满清统治集团所谓“壤地相接”的“肘腋之患”已不再是来自俄国,
而是来自日本。

3、奕沂关于国内阶级矛盾与外部民族矛盾之轻重缓急的判断,实际已开近
现代中国统治集团“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先河。从奕沂到后来的蒋介石集团,
历届统治者无不恪守这一信条,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昏聩,不如说是由
于其深谙自身之利益所在。从中国历史看,国内敌对政治集团对中央政权的角逐
一旦尘埃落定,一般地说,正统性与合法性问题亦迎刃而解。而外族入侵,一方
面由于地域相隔,另一方面由于其挑战对象是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和经济剩余的
整个汉民族,因而很难取得最后胜利。从清王朝最终覆灭于武昌新军起义的过程
看,亦可证奕沂关于“心腹之害”的判断是有先见之明的。

更重要的是,当同时面临国内阶级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复杂局势的时候,由于
统治集团仍掌握政权,因此他们往往能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暂时缓解外部压力,
以设法保有政权。这一方法往往能够奏效。然而,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开放口
岸、降低关税(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妥协和绥靖的办法在缓解外部压力的同时,
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这就是因国内财政紧张而导致的税赋剧增,以及因原有市
场被挤占而引发的大批生产者流离失所和经营者的破产。因此,外部强敌压力的
缓解是以国内局势日趋动荡,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代价的。这是近现代中国各小
朝廷或半殖民地政权苟延其性命的基本状态。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统治集团不断将外部民族矛盾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
并使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阶级的抗暴行动采取严厉措施。其结果,必然使推翻上层
统治阶级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民族矛盾必然引发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民族矛盾还从另一更基本的方面促成了国内社会革命风暴的来临。

如本文作者已经指出的,民族独立或者重建中国的中心国家地位,是近代中
国历史的基本母题,从这一母题派生出了一系列子题,例如现代化问题,社会革
命问题,反传统主义问题,等等。这些子题根据国际国内情况或者时代的需求有
时会超越、复盖母题,这时,母题便在深层间接地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其现
代化之路已经不可能沿用英法等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模式。更进一步说,在
一切后进国家,由于先进工业国拥有资本、技术和海外殖民地的强大优势,其廉
价工业产品的倾销必将窒息后进国家民间资本所赖以成长的国内市场,因此在这
些国家,工业化进程已经不可能由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地积累和推动;在其现代化
过程中,国家或者说中央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全社会的人
力物力资源,实施赶超战略。因此,19世纪后期,德、日两国的工业化或者由
国家官僚阶级联合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完成,或者由萨摩、长州系掌握的中央政
府领导工商阶层完成。在20世纪,则先后出现了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

上一章指出,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变迁过程具有两重性质:一
方面是一个传统社会发展为一个近代国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一个中央帝国沦为
殖民地的过程。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的时代,实现工业化不仅
是一国迈向近代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避免沦为殖民地,在列强环伺中取得
民族生存权的先决条件。不幸的是,在实施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的统治精英们
一败再败,长时期不能发挥正常的领导职能,致使民族危亡的局面日益深重。因
此,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在甲午战后的1896年至98年间,列强对中国已成
瓜分局势:中国大部分主要地区均已被划分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主要铁路干
线也已落入外人之手,中国海岸线上甚至已找不到可以作为自己海军基地的港口。
统治精英完全丧失领导职能之际--所谓“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康有为语),便是体制外的广大被统治阶级揭杆而起,登堂入室,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了。

义和团尽管是纯粹的底层民众运动,但已具有接管国家政权的性质。在八国
联军登陆塘沽之后,义和团进入北京。那一时期,王公大臣府邸被监视,外国教
堂和使馆被攻毁,宫内不少太监亦同义和团互通声气。同时,进入天津的义和团
也受到直隶总督裕禄的曲意逢迎(他原本也是要对义和团“严拿惩办”的),他
们在府县大堂设立神坛,派团众看守各城门各衙署。满清朝廷和北洋势力的中枢
所在地就这样分别处于义和团群众的控制之下。原统治阶级不能履行社会领导职
能,体制外的广大被压迫群众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承担原本属于国家政权的各
项职责--这本来就意味着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在民族危亡之
际,在国家机器已经锈蚀腐朽、无力正常发挥职能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即打碎
原有社会结构,解放广大被压迫民众的潜力,以最大限度地完成全社会的总动员
--就成为实现民族解放这一母题的先决条件。相反,如果保留原有政治制度和
社会结构,被压迫群众即使暂时接管部分国家政权,最终仍不能逃脱被中外统治
集团合力绞杀的结局。上个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是
互为因果的,“攘外”与“安内”的辩证关系在这一轮内忧外患中再次得到清晰
的呈现。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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