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点认为教材是学科知识体系的浓缩和再现，教材是学科知识的载体。这种教材观的实质是“教材即知识”。因此，教材中的学习内容必须是定论、共识或某一领域公认的原理、法则、定理，排除有争议的问题，不给学生发挥的空间和研讨的余地。因此，教材就是要罗列学生应掌握的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和应用法则，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认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这种远离学生情境的“学科中心”或“学术中心”的教材观，与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基本理念相去甚远。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材实质的认识呈现出新的转向，这种转向的根本特征是“示范性”，即把教材看作是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学习、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它不是学生必须完全接受的对象和内容，而是引导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中介，是案例或范例。因此它强调教材是学生发展的“文化中介“，是师生进行对话的”话题，师生进行教学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话题”，而是通过“话题”这一中介进行交流，获得发展。
作为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媒介，教材的存在形式应该是灵活多样的，有用纸质印刷品构成的图书教材，有用各种视听媒体构成的视听教材，有借助电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电子教材，还有将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转化而成的生活教材。
本文根据《新教材将会给教师带来什么》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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