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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与保护
来源: 查字典历史网 | 2016-01-26 发表 | 教学分类:教学论文

历史教学

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古籍,民族古籍是民族文化的根。少数民族古籍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反映少数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历史源远流长,是各民族的精神财富、精神动力和根脉所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同时,又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知道,民族古籍具有珍贵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征,保护好各民族古籍,对促进各民族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都有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贵州省布依族人口有300多万人,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长期以来,布依族文献古籍主要是以汉字记音(即以音相同的汉字写布依语)和自创的表意方块字(布依族群众称为土俗字)来记载的。由于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文字体系,不同地区的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书写记载方式各不相同,在音形义上自成体系,只有掌握使用这些文献古籍的布摩先生能够识读。人们对这些文献古籍的价值认识不足,其搜集、整理和保护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只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许多保存民间的文献古籍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失现象非常严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目前,布依族文献古籍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09年,在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中,贵州省荔波县有四本布依族文献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布依古文字,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成为第二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中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文字品种。布依族文献古籍再次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依据国家认定古籍的规定,荔波县布依族文献古籍毛笔手抄本均出自1912年以前的版本。这些文献古籍大致分为经书和傩书,大都掌握在布依族的布摩先生手中。这次确认的布依族文字古籍,均为自创的表意方块字,其造字方法和字形与汉字有相近之处。造字大体也依照“象形、指事、形声、假借、会意、转注”六书造字法,字形大多为“方块字”,可看出受汉文化的明显影响。但在音、形、义等方面又自成系统,与汉字有明显区别。据荔波县文化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县现存民间的布依族文献古籍尚有5千多册,其中傩书3000册左右,经书2000册左右。

就全省而言,近年来,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文化部门在布依族聚居地区都加大了对布依族文古籍的挖掘、搜集和整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各有关部门就着手对布依族摩经文献古籍进行抢救和发掘,翻译和整理了一批文献。如韦廉舟、吴启禄、赵煜对贵阳市郊花溪区、乌当区布依族村寨摩经进行发掘和抢救,并整理了一批文献。如韦廉舟、吴启禄、赵煜对贵阳市郊花溪区、乌当区布依族村寨摩经进行发掘和抢救,并将整理翻译出来的花溪区把火寨经书刊载于中国民族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六十五集。该资料集采用80年代初修订的布依文方案(这套文字方案是50年代国家为布依族创建的拼音文字,与布依族古文字是两回事——作者注)记录当地摩经的读音,每个布依语词下面有汉语直译,最后是汉语意译,没有附有原文,这对于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保存和研究来说是一种遗憾。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黄义仁、黎汝标等学者对黔南、黔西南部分地区布依族摩经和其他文献古籍进行搜集整理,整理翻译后,于1998年出版《布依族古歌》,约70多万字。该书采用布依族文献古籍原文、新创布依文、国际音标和汉语直译四对照的形式,为学术界研究布依族语言及文献古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90年代还先后出版了布依族文献古籍《安王和祖王》、《古谢经》,可以说是布依族文献古籍整理翻译的丰硕成果。《安王和祖王》是目前发现的布依族篇幅最长的叙述史诗。《古谢经》是迄今为止能全面反映布依族摩经面貌的布依族文献古籍。该书1993年由贵州省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镇宁布衣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合编,王芳礼、韦照熙、杨开佐翻译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1997年由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布依族摩经文学》,收录了布依族“开天辟地”、“造万物”、“造物与造神”、“十二层天十二层地”、“祖王与安王”、“谢日洪水”、“驱虫记”、“转场”、“开年歌”等各地布依族摩经中典籍文献。2006年,由布依族青年学者黄镇邦和霍冠伦搜集翻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摩经——母祝文》,是超度母亲亡灵专用的一种摩经经文,编译者采用布依族文献古籍原文、新 布依文、汉语、英语四对照的形式出版,增加了英语对照,可说是一个积极的开创性的工作。以上专家学者的工作,对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和抢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在翻译整理出版中,从对布依族文献古籍原文的忽视到重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然而,据笔者的调查了解,全省在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上还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全省布依族地区民间均保存有大量的布依族文献古籍,但这些文献古籍的生存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各地均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口传古籍流失严重。据日本清泉女子大学博士余志清、贵阳学院教授周国茂、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剑等专家学者在黔西布依族村寨的调查,除搜集到大量的布依族摩经文献古籍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口传古籍古歌,布依语称“弯”。据当地布依族布摩和歌手介绍,此类古歌多达630部。这些古歌在丧葬仪式上由布摩和丧家亲戚请来的歌师演唱,流行于黔西、织金、大方等县的布依族中,通常用汉语翻译为“孝歌”。这类古歌除了有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悼的内容之外,还广泛涉及万物起源、古代生产生活、哲学、伦理、宗教、习俗、爱情婚姻等内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孝歌。由于是仪式上演唱的古歌,可称之为仪式古歌,属于摩文化范畴,对研究布依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但现在能全部演唱这些古歌的人并不多了,而且多为老年人。这些人都是民族文化的“活图书馆”,一旦他们过世,布依族古歌就将面临失传的危险。

二是布依族文献古籍原件的流失严重。布衣族地区普遍存在文献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的现象。由于布依族文献古籍大多散存于民间,这部分文献古籍,由于保管不善(或无保管意识)、长期使用破损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其流失之快,实在令人担忧。例如在黔西县五里布依族苗族乡中心村的调查中,专家发现原先老一辈用毛笔撰写的那套摩经文献已经流失了。而十多年前的调查中,专家曾赞叹那文献古籍上的字,工整漂亮,就如印刷的一样。因为,清代中心村罗氏家族曾出了两个文化人,其书法诗词在当地都

很有名,回乡后在村寨里兴办学堂和私塾。那套摩经文献就是其中一人抄写的。现在,虽说罗氏家族中还保留有习写书法的传统,但重新抄写的摩经文献,功底还是比不上原先那套。而问及原先那套摩经文献时,被访者一会说在那个手里,一会说在这个手里,最终笔者还是没有能够见到。而在其他村寨的调查中,笔者看到的却大多是钢笔的手抄本了。

三是精通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人越来越少。由于布依族文献古籍大多由民间知识分子、布摩先生、民间艺人等所掌握使用,精通古籍者本身为数不多。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精通这些文献古籍的人更是越来越少了。当前,我们每失去一名布摩先生、民间艺人,就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流失,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在地球上消逝一座民族文化“图书馆”。

二、对布依族文献古籍抢救和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切实加大对布依族文献古籍的保护力度。按照“救书、救人、救学科”的精神,进一步提高对布依族文献古籍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征集抢救力度,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加强布依族文献古籍全方位的抢救和保护工作,推进布依族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首先,要做好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普查、登记、整理、翻译工作。要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继续组织进行广泛的调查、摸底、清点、编目、整理、翻译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少数民族古籍的存量、分布和流传情况,进而实现文献古籍的分级保护。

其次,由于布依族文献古籍主要散存在民间知识分子、布摩先生、民间传承人手中,其保管条件差、损毁流失严重,必须深入到民间基层,广泛和大量征集抢救这些文献古籍的原件。并将征集到的文献古籍原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馆藏机构进行有效保管,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布依族文献古籍数据库,要组织人力尽快搜集、整理他们的口传音像资料,建立口传音像资料库,切实推进民间口传古籍的保护和利用。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第三,由于工作面广量大,政府主导,必须把解决机构、编制、经费等问题纳入政府的社会发展规划,从体制上解决布依族文献古籍抢救工作中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问题。充分发挥民宗、文化、档案以及各民族学会的工作职能,做到统一协调,科学管理,坚持依法保护和科学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好文献古籍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建立完善的保护制度,随着经济资源开发项目在布依族地区的布局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民族文献古籍保护、抢救、搜集工作的紧迫性日益凸现,因此,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文献古籍保护制度,把运用现代化的保护手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纳入到制度建设中来,使文献古籍工作制度化、科学化,将文献古籍保护工作逐步纳入规范化、标准化轨道。

第四,在有效保护好布依族民间知识分子、布摩先生、民间传承人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口传古籍继承人。民间口传古籍传承人是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活化石,是活着的历史,对于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具有很大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是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组织一定的人力尽快搜集、整理布依族民间艺人的口传资料,建立和完善布依族口传古籍音像资料库,整理出版一批布依族口传古籍声像出版物。另一方面,对那些因条件限制而不能及时全部记录整理,长期在民间传诵的口传古籍,要有意识地培育口传古籍的继承人,扶持口传古籍之家,让具有悠久历史的口传古籍能世代流传下去,切实推进民间口传古籍的保护工作。布依族文献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关键同样在于人才。加强布依族文献古籍专业人才培养,是抢救和保护好布依族文献古籍的重要举措。要以提高布依族文献古籍人员业务水平为重点,把短期培训、学历教育和高级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培养一支得力的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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