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研究_教学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是近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出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影响,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摘要题】中共党史研究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

【正文】

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信念的阶级性的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由具有不同的经历、经验、文化水准、职业、年龄的人群构成的复合文化体。这种复合文化体中具有不同文化意义上的群体间的互动,使得共产党这一具有生命意义的有机体更具色彩斑斓的性质。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党内不同的群体进行过分析,并提出正确处理党内群体之间关系的原则,即“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①

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是党内一个较有特点的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群体。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他们以其固有的特点,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内,发挥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成为共产党有机体内生动活泼的互动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留学生群体代际之划分

对中国共产党留学生群体代际之划分的目的在于对这一群体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和历史性、总体性的考察。在中国留学生历史的研究上,一般对一百二十年来留学生群体划分为六代。本文以广义留学的概念为基础,从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关系出发,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留学生群体划分为四代。

第一代:十月革命前留学生群体(1900~1917)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生群体应追溯到十月革命前,在世界潮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碰撞之中,成为后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弄潮儿已在世界大势中产生了。从地域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代留学生群体是辛亥革命后以留日为中心的,这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产生,但从文化因子上,在留日学生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和决意走“共和”之路的挫折中,已有一批学生以广阔的眼光观察世界,接触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见表1。

表1 第一代: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留学生的留学状况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陈独秀 1900~1903 日本 1921 在京师范速成科、正则英语学校、早稻田大学

1906~1907 学习

李汉俊 1913~1015 日本 1921 东京法国教会学校、晓星中学、东京帝国大学

1902~1918 学习

成仿俉 1910~1921 日本 1928 东京帝国大学、日本岗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

1924~1931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

杨匏安 1911~1916 日本 1921 在横滨半工半读

李大钊 1913~1916 日本 1921 早稻田大学学习

李达 1913~1918 日本 1921 自学:先攻读理科,后学马列主义

1918~1920

陈望道 1915~1919 日本 1921 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中央大学学习,

获法学学士学位

董必武 1913~1915 日本 1921 东京日本大学学习

1928~1932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

1903~1910 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

吴玉章 1913~1917 法国 1925 巴黎法科大学学习

1927~1938 苏联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学习

1910~ 日本在日本考察小学教育

徐特立 1919~1924 法国 1927 法国栏省公学、巴黎大学学习

1928~1930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十月革命前在苏联

杨明斋 1901~1920 俄国入党,1920年8月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入中共

第二代: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留学生群体(1917~1923)

中国共产党人第二代留学生群体是以留法为中心的。民国初年,留日热潮渐退,中国留学运动转向到留学欧洲尤其是法国,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掀起留学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酝酿和发展期,国际国内发生了四件大事:一是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1917年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三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四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些事件,不但大大激发了中国留学运动,而且促使留学生探求中国道路的深入思考。留法学生身处第一次大战主战场的法国,面临法国失败后的经济萧条的影响,勤工俭学的遭遇非常艰难,目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又受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人民当家作主现实的吸引,部分留学生转向寻求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组建中国共产党成为留法学生最有影响的事件,见表2。

表2 第二代: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留学生状况(1917~1923) 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1917~1919 日本在日本自学

周恩来 1921 在法国勤工俭学,在德国作了近一年考察,英国作

1920~1924 法国了二次近二个月考察

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彭湃 1917~1921 日本 1924 早稻田大学学习

蔡和森 1919~1921 法国 1921 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陈毅 1919~1921 法国 1923 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1920~1926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邓小平 1924

1926~1927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

刘少奇 1921~1922 苏联 1921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邓子恢 1917~1918 日本 1926 东京东亚补习学校、日华补习学校学习

1920~1923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赵世炎 1921

1923~1924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何长工 1919~1924 法国 1922 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1919~1923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陈乔年 1922

1923~1925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中山大学学习

1919~1923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陈延年 1922

1923~1924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中山大学学习

任弼时 1921~1924 苏联 1922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18~1919 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

王若飞 1919~1923 法国 1922年8月入法

共后转中共在法国半工半读,参加革命活动

1923~1925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1~1924 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萧劲光苏联 1922

1927~1930 苏联红军学校、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

罗亦农 1920~1925 苏联 1921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彭述之 1921~1924 苏联 1922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19~1921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向警予 1922

1925~1927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2~1925 德国哥廷根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

朱德 1922

1925~1926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

1919~1924 法国蒙达尼女子中学,参加革命活动

蔡畅 1923

1924~1925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0~1924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

聂荣臻 1922

1924~1925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李维汉 1919~1922 法国 1922 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李富春 1919~1925 法国 1922 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1919~

1921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李立三 1921

1931~1946 苏联在苏联列宁学院学习

1920~1921 日本在东京自修

张闻天 1922~1924 美国 1925 在旧金山勤工俭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1925~1931 苏联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张太雷 1923~1924 法国 1921 在法国勤工俭学

晨报驻苏记者、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者大学

瞿秋白 1921~1923 苏联 1921

助教

罗学瓒 1919~1921 法国 1921 巴黎蒙达尼公学学习

1920~1921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萧三 1922

1926~1930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0~1921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

沈泽民 1921

1926~1930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19~1922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熊雄 1922~1923 德国 1922年在德国

加入德共在柏林参加革命活动

1923~1925 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汪寿华 1921~1925 苏联 1923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0~1923 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革命活动

刘伯坚 1923~1926 苏联 1922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8~1930 苏联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优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第三代: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留学生群体(1924~1930)

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留学群体是以留苏为中心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非常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积极支持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其重要的方法就是为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开展。为此,1921年4月21日,苏联政府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东方大学设有国内部和外国班,其中的外国班主要招收苏联境外的地处东方各国的学生,设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土耳其班等。这一时期,大力培养革命干部也是中国共产党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投入到革命的斗争之中,党十分缺乏有理论、有组织能力的干部。1923年,陈独秀鉴于国内干部的缺乏,向共产国际建议,将在留法的党的活动分子派往苏联学习,赵世炎等成为第一批由法转苏的留学生。此后,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先后有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包括邓小平、傅钟等。到1927年上半年,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人员前后达百人以上。

由于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速,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共两党对干部的需求量激增,这样东方大学中国班及国内由苏联援建的黄埔军官学校所培养的干部已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苏联政府决定再单独创办一所培养国共两党干部学校,1925年这所大学创办,俄文名称为“孙逸仙大学”,也即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成为中国共产党留学生群体的重要来源。

国共合作破裂后,随着国民党籍学生分批回国,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撤销中山大学,命令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原系孙文大学所改名,假本党总理之名,吸收本党同志及吾国青年,并于本党主义及政策妄加诋毁,是借本党之名行反叛本党之实,应速通电国内外,将该校名目取消,同时通令全国,不得再送学生前往。1928年4月,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国民党反共,我们要给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指示,将孙逸仙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② 而此时,原来的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并入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只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入校学习。

从1925年到1930年,中山大学培养了约1000多名毕业生,见表3。

表3 第三代: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状况(1924~1930) 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剪伯赞 1924~1925 美国 1937 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

叶挺 1924~1925 苏联 1924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关向应 1924~1925 苏联 1925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张浩 1924~1925 苏联 1922 莫斯科东方大学

(林育南) 1933~1935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王稼祥 1925~1930 苏联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

秦邦宪 1925~1930 苏联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王明 1925~1929 苏联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俞秀松 1925~1935 苏联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

朱瑞 1925~1935 苏联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

左权 1925~1930 苏联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学、优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乌兰夫 1925~1929 苏联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师哲 1925~1940 苏联 1926 乌克兰基辅导官学校、莫斯科工程兵学校学习

罗世文 1925~1928 苏联 1925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孙冶方 1925~1930 苏联 1924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张琴秋 1925~1930 苏联 1924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杨尚昆 1916~1931 苏联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陈赓 1926~1927 苏联 1922 在苏联红军部队中学习

伍修权 1925~1931 苏联 1930 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

张如心 1926~1929 苏联 1931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吴亮平 1925~1929 苏联 1927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陈昌浩 1927~1930 苏联 1930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陈伯达 1927~1930 苏联 1927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1928

艾思奇日本 1935 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兼自修

1930~1931

甘泗淇 1927~1930 苏联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侯外庐 1927~1930 法国 1928 巴黎大学学习

刘伯承 1927~1930 苏联 1926 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优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凯丰 1927~1930 苏联 1930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郭化若 1927~1929 苏联 1925 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

赵一曼 1927~1928 苏联 1926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叶剑英 1928~1931 苏联 1927 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李葆华 1928~1931 日本 1928 东亚预备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7~1928 日本早稻田大学

廖承志 1928

1928~1932 德国柏林亨德第二大学

帅孟奇 1928~1930 苏联 1926 东方大学、中山大学

沈雁冰 1928~1930 日本 1921 在日本自修,从事写作

艾青 1929~1930 法国 1945 在法国勤工俭学

1929~1931 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

何干之 1934

1935~1936 日本参加革命文艺活动

何恩敬 1916~1926 日本 1932 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6~1926 法国法国学习音乐

沙可夫 1926

1927~1931 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沈志远 1926~1931 苏联 1925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张友渔 1930~1931 日本 1927 东京日本大学社会学部学习

钱瑛 1929~1931 苏联 1927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第四代:土地革命战争中期至全国革命胜利时期留学生群体(1931~1949)

中国共产党第四代留学生群体有新的变化,它以留学国别多样化为特点,以中共自己派遣的政治和军事学习为主的留学生群体转变为抗战回国以应用知识型为主的留学生群体。主要原因在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留学史上大规模学生回国潮的出现,国难召唤着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中断学业,从世界四面八方回到国内,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之下。不少留学生奔赴延安,少数是中共党员,大多数是倾向进步的知识青年。粗略估计,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留学生有200人以上。同时,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1930年秋,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停办。此后中共派来苏联学习的留学生进入了苏联各类专门学校,如列宁学院等,见表4。

表4 第四代:土地革命战争中期至全国革命胜利时的留学状况

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王炳南 1931~1936 德国1926 柏林大学

乔冠华 1933~1935 日本1939 东京帝国大学

1935~1937 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陈康白 1932~1937 德国 1938 留德博士,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院长

江隆基 1931~1936 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延安大学副校长

余光生 1928~1939 美国 1932 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张闻天的秘书兼管华桥事务

陈云 1935~1937 苏联 1925 列宁学校特别班学习、驻共产国际代表

许光达 1932~1937 苏联 1925 共产国际列宁学院、列宁学校

姓名出国归国时间国别入党时间出国学习状况

刘亚楼 1939~1946 苏联 1929 优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曾山 1935~1937 苏联 1926 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林默涵 1935~1936 日本 1938 Western Reserve大学研究院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在日本自修

康生 1933~1937 苏联 1925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熊向晖 1947~1949 美国 1936 密西根大学

总之,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总体之重要一部分,是中国留学生之重要一部分,这一部分人数估计有1500人以上。

二、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群体特点之研究

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世界各种文化的激荡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之信仰,在外艰苦生活和在俄受到严格的党性锻炼,成为具有高度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生群体大多是在国外留学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任人宰割,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走上通过革命来改造与拯救中国的道路。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瞿秋白在俄考察的两年,通过亲身经历和深刻思考,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加入了共产党,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这“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具有实行的把握。瞿秋白在旅俄的短短二年里,完成了其个性的基本定型——一位初步具有革命家、理论家的气质修养和学识。他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正是此时奠定的。蔡和森到法国后,“搜集许多资料,猛看猛译”,“对各种社会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③ 从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邓小平等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苏留学的留学生中,不少人受到了严格的党性锻炼。刘少奇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他在东方大学时间不长,学了八个月就被派回国内,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刘少奇讲道,学了八个月,“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报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④ 任弼时和刘少奇一样,对党的建设思想研究很深,有许多独到的贡献,特别是对党性修养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研究任弼时的作者指出,任弼时之所以对党性问题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他早年在苏联的经历有关。他们这一批人在苏联学习了两种东西,一是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一是受到严格的党性训练。从旅莫支部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连吃饭时所拿面包的大小、果酱的多少这样的小事,都要在党组织会议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去检查。在当年很多留学生填写的表格和思想汇报中,都说要去掉过去那种个人浪漫主义的东西,“把自己的整个身子交给本阶级”。这些研究者指出:正是这种严格的党性训练培养出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才能经受住后来残酷国内战争包括党内斗争的严峻考验,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⑤

第二,经过系统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军事理论学习,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经实践锻炼,不少留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翻译家、宣传家、教育家、军事家。

十月革命后,留学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李汉俊、蔡和森、周恩来、杨匏安、陈望道等是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在中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第一块基石。瞿秋白的贡献在于第一个向中国思想界和中国共产党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第二块基石。李达不但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宣传和研究,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提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陈望道是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他是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1920年8月出版,使中国人得以看到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毛泽东等国内知识分子早期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几本书开始的。张如心、吴亮平、陈伯达、艾思奇等人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主要成员,在马克思主义着作翻译、理论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沫若、翦伯赞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在中国治史的先河。叶剑英、刘伯承、刘亚楼、左权、郭化若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着名的军事家。

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群体不但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多数人还注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些人较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差别的观点。蔡和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政策的观点。任弼时提出共产党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的观点,1925年,刚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结束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学习的任弼时,一回到国内,就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的命题。⑥ 他指出,有许多同志满足于做一个“模仿主义者”。他们往往会说,某个国家那样做,我们不妨照例去做;或者说,马克思和列宁教导的,不会错,照做就可以了;在和党外人士辩论时,别人说到中国的情况,就无辞可答。这些都是只顾原则,不管实际的表现。任弼时指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⑦ 认为这才是有力量的表现。这一思想成为任弼时后来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由于王明教条主义问题,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内的留学生,都有一种认识误区,似乎留学生,特别是留苏学生,都是教条主义者,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而言,不论是国民党人的留学生,还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留学生,都不能简单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孙中山这个国民党内地位最高的留学生,把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化,提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的学者中,社会学家孙本文把国外学到的社会学理论中国化,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代表。教育学家陶行知把西方教育学中国化,成为教育学“本土化”的杰出代表。在世界各种文化的传播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潮流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融合化的趋势,正如着名学者戴逸所言,“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西非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⑧ 其中,具有贯通中西的留学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留学的经历中,留学生以其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具有广阔视野的世界眼光。

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革命的历史潮流有深刻的认识,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有较为透辙的分析,表现出在革命问题上的博大宽阔的世界眼光。这一眼光的由来,一些来自于列宁、斯大林对世界革命形势的理论,另一些来自中国政治家自身的实践,一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诸多国家矛盾中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但对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和洞察,却不能说是那么敏锐。中国是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以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条件使人们很难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对此的认识,仅仅通过马恩着作的认识是不行的。而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这样的实践经验,在观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有局限性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看,曾经留过学和有长期出国经历的领导者,相对来说,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上较有远见。建国初期,在建设新中国所采取战略的选择上,周恩来较早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构想,他对科学技术有独到的认识,他以惊人的观察力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⑨ 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为此他提出要依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恩来这一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是一种世界眼光的表现。在当初,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并未在高层达成共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的经历、见识、经验不同造成的。周恩来为什么能提出这一问题,这与周恩来出国经历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去过英国、德国、苏联,这些经历使他身上具备了一些其他领导

人不具备的素质,英国学者《周恩来传》的作者迪克·威尔逊写到,“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人”。⑩ 应当说,首先提出是最富创意的,而这种创意的来源是什么,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迪克·威尔逊分析了周恩来思想和经历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较起来显得更为突出。卢西恩·派伊教授曾经评论说:‘他在国外呆的时间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们在国外呆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11) 迪克·威尔逊在分析中国领导人对外开放的思想时指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与那些人(指同僚们)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2) 外国学者这一研究视角有他的可取之处。邓小平是具有世界政治眼光和科学技术眼光的领导人。他的科学技术的世界眼光与他出国留学与出国访问关系密切。“文化大革命”中,他以自己少年出国时的广阔见识批判目光狭隘、闭关锁国的“四人帮”,当“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引进外国技术的正确观点时,邓小平说,他出国时就乘坐法国五万吨邮轮,其意是指不能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我吹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出访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20世纪第四次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有长足的发展,在亲身感受的基础上,邓小平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作了充分的揭示,他指出,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对世界发展经验的分析中,他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着名论断。留学经历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留法学生李富春身上。还在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共稍有可以歇息的抗日根据地时,1938年3月,李富春向中央建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后,“原则决定开办”,(13) 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一年后,改为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兼任院长。这是一所被称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这所学校为党培育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当时人们都说,李富春在延安播下了“科技战线的火种”,“是我党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14) 李富春在建国后长期负责国家的经济工作,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正确的建议。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条是与留学有关的。李富春的传记作者在传记中讲到了这一问题。作者指出:“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要深刻得多。”(15) 这一段评论是十分中肯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具有知识结构新、视野开阔、开放意识强特点的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对国内共产党人群体发生着积极的重要的影响,它有效地克服了由于中国革命历史条件引起的人们认识视野局限性问题。

第四,在部分留学生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又由于在共产国际中,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大环境的影响,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上高度集权体制的作用下,部分留学生成为中国20~30年代教条主义的代表。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普遍主义因素,它在中国的传播不能简单看作是一种中外文化的碰撞。但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有着一定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一个“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初期,不论是有留学经历的共产党人,还是没有留学经历的共产党人,都存在一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学会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正是文化传播特点所在。但是,这一传播过程又有各自特点。从中国革命的过程来看,中国革命受苏联影响很大。这种影响除了正确的积极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一定消极影响,这两种影响混合在一体之中。消极影响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理论上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个是在体制上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高度集权性。这两个因素交互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国际因素。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王明路线难以克服的原因有一个是国际原因。由于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它对各国共产党拥有很大的权威,可以直接插手任命各国党的领导人,批准各支部的纲领政策,它的文件就是最高指示,各支部不得违背和修改。它还对各国党严加监督,稍有越轨,轻者通报批评,重者对领导人撤职查办。共产国际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虽然它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实质上主宰着共产国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又是列宁的故乡,是第一个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它有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直接为各国党提供物质援助。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中占有特殊地位,拥有最大的发言权,苏联政策的任何变化,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斯大林的任何观点,都可直接影响到中国及其他国家政策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国际间的上下级关系,使中国共产党独立制定政策的权力受到限制,这些成为中国出现教条主义的重要背景。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又很年轻,处在幼年时期。从国外回国的一些留学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有些留学生则对“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反应很慢,如王明等。这些人又受苏联党内斗争的影响。正如刘少奇所指出:“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16)

在中国共产党史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但具有政治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成熟和融合理性自觉的表现。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人留学生群体教育是至深的。李富春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个人在思想上真正取得‘国籍’,还是在毛泽东同志帮助下”。(17) 以深谙中国国情和熟悉中国文化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内共产党人群体以其之长对党内留学生群体中存在的不谙国情、厚洋薄中弱点的教育与批评,体现了党内不同文化意义上群体之间的有益互动,促使共产党这一复合文化体在新的向度和新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2页。

②杨青:《何叔衡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③《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页。

④《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0页。

⑤冷溶:《任弼时研究的新进展》,《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第37页。

⑥⑦《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⑧戴逸:《二十世纪中华学案》综合卷,第1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⑨《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⑩(11)(12)[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封长虹译,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200、298、317页。

(13)(14)(15)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0、262、381页。

(16)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