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地区的农业在整个贵州是开发比较早的地区之一。明万历二十八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以后,播州再度纳入中央,明政府实行改土归流,由政府派遣流官治理播州。从此,播州进入稳定的农业发展阶段。
一、明清遵义人口增长
明清时期遵义人口的增长可分为两种。一为移民,移民分政府组织与自然移民;一为的自然增长。
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赤水卫,按明代兵制,每卫额定5600人,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辖下的赤水卫的兵员为“10307”名。这种官方的军事移民,称之为军屯。另外明代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明史?食货志》:“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在遵义也有类似发展,万历二十八年,设平越一府、黄平一州及瓮安、余庆、湄潭三县,“招复民户九千六百七十八丁口”,材料显示此时黔北的一些地方存在民屯,遵义地区亦大致于此相同。
自然移民。明末,张献忠割据四川,由于战乱,四川人民大量涌入遵义。“惟遵义远在荒徼,幸免毒手,附近之人,以为乐土。惊魂丧魄者,络绎不绝,烽屯蚁聚于斯”。
清代遵义人口增长方式主要为自然增长。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遵义府人丁仅有“7263”,及至乾隆二十三年,遵义府人口增加到44727户,人口有218176,道光十九年,遵义府有户111450户,人口有561323,可见从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遵义府的户数和人口都增加了两倍多。
大量移民流入遵义,一方面为遵义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遵义农业的农作物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清代人口的激增,为遵义的农业开发提供了劳动力。
二、明清时期遵义的土地垦殖
在明代,随着大规模移民的涌入,遵义地区的土地垦殖面积逐渐增加。据道光《遵义府志》载:平定播州后,遵义府一府五州县的田土有1281447亩,从明代整个贵州来看,播州开垦的土地最多,仅遵义县就有266037亩。
清初,政府奖励垦荒的政策。康熙四年,贵州巡抚罗绘锦奏曰:“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请不立年限,尽民力次第开垦,酌量起科。”清初,遵义府有原额熟田地556877亩,康熙二年,增加到563534亩,乾隆五年,增加到895964亩,之后大致稳定。而且田地的熟化程度不断提高。到清中期,仅遵义县就有上中下熟田264431亩,全熟地143499亩。
三、明清时期遵义耕作技术的进步
遵义地区由于受地势条件的影响,无法在耕作方式上取得较大的进步,因而在其他方面取得发展。如在施肥技术上,据《增修仁怀厅志》中就根据不同的粪便的性质施在不同性质的田土上,“大粪、豕粪,皆性凉,黄土、红沙地,高燥者,宜之;马粪,性热,冷水、冷沙地之卑湿者,宜之……”,此外,还有菜油饼、牛粪、柴草灰等肥料用于农业生产。
另外,耕作的农具也有所进步。道光时期,遵义百姓已经使用秧马,道光《遵义府志》曰:“吾乡治秧田,刈戎菽等密布田内,用秧马践入泥,俟烂,则播种,其力倍于粪,且不蠹……”此外,明清传入遵义的农耕生产工具还有龙骨车、牛打脚、蒲辊、犁辕等。
四、明清时期遵义农作物种类的增加
明清时期遵义的农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最典型的就是棉花、包谷、甘薯和蚕丝的传入。明代中叶棉花引进贵州,引进贵州的棉花主要有两种,即木棉和草棉。关于草棉在贵州的最早记载在思南府,史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着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为其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荞粟而艺绵。”而黔北主要在种植木棉,种植主要分布在遵义、仁怀等地。史称:“木棉,江南多有之。春二三月下种,生花,结实,熟,其皮四中绽出如棉。”道光年间,遵义棉花的种植不断扩大,所种之棉株,“繁茂与中州同,”仁怀县,“花厂地低近河,居民多种植棉花”,棉花的种植兴起后,还出现了棉花的加工行业,史载:“土人以竹为小弓
,牵弦以弹。绵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
玉米俗称包谷,明末清初,玉米传入贵州,逐步成为这贵州的主要粮食。玉米种类较多,据道光《遵义府志?农桑》记载:“曰箐包,产高山,坝不宜。曰九子包,一茎九实,五色,各以色名”; 即使“产米颇饶”的遵义府,也在山地大面积种植玉米。遵义府仁怀县,“箐地田土气冷,有大春无小春,宜稻、菽、小谷、稗子、高粱、包谷,而民间尤恃包谷为日用之需”。据道光《遵义府志》载:“岁视此(包谷)为丰歉,此丰,稻不大熟亦无损。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可见,玉米成为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之一。
番薯,又名红薯,明末清初传入贵州。道光《遵义府志》“甘薯,……蒸煮可食。《异物志》:甘薯,南方民家以二月种,十月收之,……南人当米谷,果食,炙皆香美。”周亮工《闽小记》“(红薯)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皆可以长”,又由于红薯耐旱高产,黔北所属州县广泛种植,“(红薯)有红白两种,山农广种者,收多至三四十石,即煮以当粮。亦可碎切和米作饭”;又载“甘薯,色红腴而味甘纯,土人以之作粮,资养力最厚不亚洋芋。”
蚕分为山蚕和家蚕。在贵州最早兴起的是遵义府的山蚕。由遵义府太守陈玉殿从山东引进,因其见贵州各地盛产青冈树,“橡一名槲,……黔人谓之橡,又谓之青冈树。……自乾隆八年,知府陈玉殿携其蚕种山佐来,教民种橡以养之,取丝为帛,至今衣被甚广。”于是派人到山东购买蚕种,教民饲养,到乾隆八年,蚕茧数达800万只,“遂谕村里,教以放养缫织之法,令转相告,授以种,给以工作之资……蚕师,织师之徒,能蚕织者各数十人,皆能自交其乡里。”几年后,柞蚕山场扩至“百余所”,主要分布在遵义、湄潭、仁怀、绥阳、正安、桐梓等州县。桐梓县“育蚕织茧,有双丝、水丝两种,名曰桐绸,较遵义正安稍逊。”仁怀县“树多青,李博等里资以养蚕”;仁怀厅“结茧数万,试织蚕绸”; 绥阳县“邑栽桑饲蚕”。《黔南识略》称,遵义府“其利甲于黔省,其绸行于荆蜀吴间矣。”足见遵义养蚕业发展的盛况。
家蚕最早兴起于正安。正安州“向无蚕丝。乾隆十三年,州吏目徐阶平自浙携蚕种来,教民饲养。因桑树较少,先以青叶饲之,后亦渐植桑。食青者为山丝,质粗色劣,食桑叶者为家丝,质精色美。商通各省,贩运甚多。”可见家蚕所产也分为两种,用青叶饲养的称为山丝,其质量远不如用桑叶饲养的家丝。
五、结语
明清时期遵义地区一批高产耐旱的农作物逐渐传入遵义,引起了遵义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解决了许多人的民食问题。类似于玉米、甘薯这一类粮食作物,养活了更多人口,也反过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另外,养蚕引进及发展既满足了人民生活,又促进了遵义丝绸业的发展,遵义丝绸在清代盛极一时,物美价廉,可与吴绫蜀锦在中原各地的市场竞争。此外,正安的府绸、桐梓的桐绸也远销各地。可见,这一时期遵义农业的发展为后来遵义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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