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尊重人格;道德追求;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9—0005—03
一、“重人格、尊人道”
──张謇的道德追求
张謇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历史人物。1924年,在致黄郛的一封电文中,张謇说:“法治治人,先各自治。自治之要,重人格尊人道而已。”重人格、尊人道是张謇一生的追求,是“张謇精神”的核心,也是张謇一生“立功”“立言”的准则。
对自己,张謇珍重自己的人格,严于律己。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甲午那一年,我父亲在北京好几个月。有一回看见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京城里,适逢大雨。地上的水积了一、二尺,大小文武百官,还有七、八十岁年纪的老臣子,都跪在水里边接驾。上面的雨,先落到帽子上边的红纬缨,从那里滴下来,滴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还好像染了鲜红的颜色。那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回都不回。我父一看,心上就难过起来,觉得这种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还是回转去做老百姓吧!
张孝若在这部传记中还有另一段记载:
我父……不愿意居住租界,或是在租界范围以内购产置业。我父认为,托庇外人势力是一种极可耻辱的事。对于中国人不是在朝做官,就是上租界居住的流行惯性,最后痛恨。对他人,张謇十分尊重他人的入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在南通第三养老院的开幕典礼上,他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名。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张謇非常关心穷苦青少年的成长。张孝若在《传记》中写到:
我父曾经叫我母徐太夫人、吴太夫人各办一个小学校,一个幼稚园;我嫂沈夫人也办一个小学校,并且在我家各处祠堂内舍里边,凡有余空的房屋,总是办小学校,祭田收入多下来,就做经费。
张謇对积极办学的人极其尊重。张孝若在《传记》中写道:
二十年中还有二、三个人,也是我父亲所极端敬重的。一个是山东办学的乞丐武训。我父得到他逝世的消息以后,立刻召集了学生开会追悼,并且画了他着破衣草鞋的像,做了像赞,挂在学校礼堂孔子像的旁边。他对学生说:武训志趣高尚,办学的艰苦比他还要强,真是中国的伟人。后来浦东又出了一个泥水匠办学的杨斯盛,我父也很敬佩。他死后,我父也有一付挽对:视叶澄衷尤难,罄其资财,九死不忘,成一中学;与曾少卿相继,哀者乡国,十日之内,失二杰人。
杨继盛家贫,13岁学泥水匠,后发迹,捐资创办浦东中学,胡适誉之为“中国第一伟人”。叶澄衷是上海知名实业家,在上海创办澄衷中学。曾少卿名铸,长期在上海经商致富,曾任上海商务总会第二届总理,1908年去世。同年,杨斯盛亦去世。张謇将杨斯盛与曾少卿并立为“杰人”。
张謇重人格、尊人道的道德精神,在1918年一次演说中解释得最为透彻。这一年张謇在南通创立《尊孔会》,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表演说云:
自国体改革后,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唯以利禄膺心,一切经书,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是充塞于宇宙。……本县发起尊孔会之意,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
可见,尊孔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的人格与人道,是弘扬人文精神,并不是歌颂皇帝,维护专制制度。
这篇演说是1918年发表的,早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张謇在给清江宁将军铁良的一封信中,就劝铁良“重人道”、拥护共和。张謇写道:“世界进化,首重人道;人道之义,天理之公也……为将军计,当计其大与长。一身之计小,满人全体之计大;一朝之计暂,满族休养生息之计长。”
张謇的崇高道德精神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幼年他从塾师读书时,有一天门前一人骑马而过,老师说:“人骑白马门前过”,嘱张謇对下联。张謇对日:“我踏金龟海上来”。可见在那时,张謇的读书做官、功名富贵的思想还是很浓厚的。到青年时代,一位友人又忠告他“诗文之功较前进,胸次则较前卑”、“从前虽致力于举业而名利之心淡,今则不免为世习熏灼矣”。张謇的长处在于能铭记这些忠告,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人们可以发现,到创办大生纱厂时,他的道德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大生纱厂大厅所挂的一副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正好概括了张謇的高度人文精神。正是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当年张之洞委托三位在籍士绅创办近代工业,只有张謇一人开花结果。
二、办厂“谋财利”与主持“地方自治”
──利与义的结合
张謇办厂,当然是为了“谋财利”。他说“据正谊言之,以皇皇然谋财利者唯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他又说:“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他以中国与日本相比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日本竭“全力以整兴工业”,故收效甚着;中国则“竭全力以练兵,舍本求末,故自今犹陷于困境。”
张謇批评官办企业,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在担任北京政府工商、农业两总长期间,他发表政策宣言,揭露官营企业病端说:“排调恢张,员司充斥,视为大众分利之薮,全无专勤负责之人。卒之糜费不赀,考成不及,于财政上有徒然增预计溢出之嫌,于实业上不能收商贾同等之利,名为提倡,实则沮之。他提出发展民间资本并由政府给予扶植的政策,说:“凡事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业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他还提出政府在“立法”“金融”“税收”“奖励”等方面扶植民间资本的具体政策措施。
办厂“谋财利”这是张謇在家乡的第一个追求。张謇还有另一个追求──“地方自治”。
在南通地区,张謇的家庭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功名以后,张謇与上层官员、名流、学者又多往来。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社会影响的士绅。如同多数士绅一样,张謇很早就在家乡从事公益活动,包括倡导发展蚕桑业,呼吁减少花布厘金以及设立义仓、收埋无主野尸等等。甲午战争以前他还总办通海团练。
在大生纱厂创办以后,张謇以士绅身份进行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成为推行“地方自治”。由此,张謇的两重身份形成他所经营的两方面的事业:一方面,作为工商业资本家,他办厂赚钱;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士绅,他推行“地方自治”事业,为家乡谋发展,为乡民谋福利。办工厂要赚钱,推行“地方自治”要用钱。张謇采取“母实业”的方针,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以办实业赚到的钱支持“地方自治”事业所需的经费。这样,大生等企业担负了原应由政府负担的财政开支。正是依靠以大生纱厂为骨干的企业提供的资金,南通地区的近代业事业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人们至今还赞赏张謇的历史功绩。张謇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的思想基础,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内圣外王”。《大学》所阐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张謇思想上是植根很深的。作为地方领袖──士绅,当然要有“治、平”方面多做一点工作。
办厂“谋财利”,追求的是利,主持“地方自治”追求的是义。从历史的观点看,义是需要的,利也是需要的,追求利的基础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很难清除,也不应清除,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反映到利义关系上,不能不要利;只能以义控制利,把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张謇既办厂谋利,又以办厂利润的一部分主办“地方自治”事业,正是利与义的结合,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
三、心悬苍生,救民涂炭
──政治实践的基本精神
人们都知道,在政治实践方面,张謇支持戊戌变法,在义和团运动中倡导东南互保,主导立宪运动,反对革命,最终又拥护武昌起义与南北议和。在这些政治活动之中贯串着一种精神──心悬苍生,救民涂炭。
张謇在《革命论》一文中说:“使革人之命,而上无宽仁智勇文武神圣之君,下无明于礼乐兵农水火不虞之佐,则政教号令,旧已除而新无可布,布者复不足以当王泽而餍民望,其愈于不革者几何?”这一段话真实地表达他心怀苍生,关心民疾的博大胸怀。从这一精神出发,人们可以完整地理解他的政治活动实践。正由于这种精神,在酝酿东南互保期间,他为东南半壁的安定,避免生灵涂炭,建议刘坤一招抚盐枭徐宝山。武昌起义爆发,张謇曾建议铁良、张人骏派兵援鄂,但很快就发生变化,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又说:“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在其他场合,张謇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1911年10月21日,与伍廷芳等联名致电载沣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考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世后之中国。”1911年11月27日在复许鼎霖区中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
心悬苍生,救民涂炭。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
总结以上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是尊重个人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这种人文精神是张謇精神的伟大所在。
作者简介:茅家琦,男,1 927年生,江苏省镇江人,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平天国史、台湾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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