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儒墨二家,前人多着眼于两者的不同之处,忽略了它们的相同点。本文认为在出仕问题上,儒墨有同也有异。文章从积极出仕和出仕态度及措施之异两部分加以论述,分别对儒墨在出仕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做了分析。
关键词:儒家;墨家;出仕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093-02
《韩非子》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与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的时代背景相应的是学术界诸子百家之兴盛,九流十家各持一说相互攻讦,谱写出灿烂文明。于其时最称“显学”的即儒墨二家,“世之显学,儒墨也”。前人对二家相异之处多有论述:墨尚贤,儒亲亲;墨尚同,儒主等差;墨节葬,儒厚葬;墨非命,儒信命……且儒墨间之相互诋毁亦颇为激烈——墨家着书非儒,儒家批判墨家无父。然《韩非子》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汉志》载:“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故两者亦必会有相同之处。今以《论语》《墨子》为材料,略谈原始儒墨二家于出仕问题上之异同。
一、积极出仕
(一)同倡出仕
儒墨同主张出仕,此毋庸置疑。
子曰:“学而优则仕。”(子张)
儒家不仅要求独善其身,更注重兼济天下,因此骨子里并不认同老庄之流,孔子本人就是一名身体力行者。他于鲁定公时任鲁国中都宰,后升任司寇并于在任期间做出过出色成绩。对于个人能力,孔子亦不甚避讳,“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乱世中隐与仕无疑是两种极端,要为人所用,能力的彰显不可或缺,对子贡之于美玉是藏还是沽的问题,孔子就曾明确表示“我待贾者也”。但察孔子行迹,他做的更多的不是“待贾者”,而是“求善贾”。去鲁后孔子曾游说于卫、宋、陈、楚等国,然皆以失败告终。求仕之路荆棘满布,“子畏于匡”即讲述师徒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更为可悲的是标榜礼节的圣人为了接近君王,有时也要通过不登大雅之堂的途径。“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以孔子急于澄清自己的状态看,显然他很清楚借宠妃之力接近君王会为人所不齿。出此下策虽为无奈之举,也足见孔子孜孜不倦的求仕之心。
作为积极救世的“苦行僧”,墨子对于出仕的态度就更为明朗。
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注)
谈辩类为君王出谋划策,从事类为攻守制造器械,二者无疑都算作出仕。“是墨子不独教之学,更须为弟子代谋职业也。墨子本人虽终身未仕,亦颇以此劝诱弟子。”既是作为职业,用来维系生存,那么墨家从仕就带有某种必需性了。《墨子》记录有多件墨子仕其弟子之事:
子墨子游耕柱子于楚。(耕注)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耕注)
子墨子出仕曹公子于宋。(鲁问)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鲁问)
子墨子仕人于卫。(贵义)
作为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墨家的维持需要一定经济基础。出仕,一方面可宣传自家理论主张解民于倒悬;另一方面所得俸禄部分交还组织,又可保持其正常运转。如果说出仕对于儒家来讲只是种理想,那么之于墨家则更像种职业。
(二)对出仕者的严格要求
儒墨二家不惟同倡出仕,更看重出仕者本身是否具备必要的修养和条件,因此对于自身及弟子都有严格要求。
就儒家来讲,所谓“学而优则仕”,君子之道即是衡量是否“优”的标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
子曰:“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子路)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君子身上包含着儒家所要求的品质、能力,具备者就是优等人,可以出仕为官。谦逊、忍让、重义轻利以及温柔敦厚,这些中国传统的美德无一不是从儒家继承而来。
墨家更是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由于是作为一个组织出现,那么要使其有序就必须制定规则、纪律,“盖组织甚密而纪律甚严也”。这种纪律的严格性施诸于众人,包括钜子。《吕氏春秋·去私》记载有墨家钜子腹之子杀人,秦惠王特赦之而遭腹拒绝的故事。故即使王法可容,违反了墨家之法仍要受处罚。
二、出仕态度与措施之异
同为出仕,儒墨二家究竟有何不同?方授楚说:“墨子自身于非攻之理论,虽尚有可议,然所以实行其主张者,正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者也。如止楚攻宋(见公输篇),止鲁阳文君攻郑(见鲁问篇),皆竭全力以赴之。且与弟子讲求防御之术,所以有备城门以下十四卷中各篇也。既已非之,则必有以易之,墨子所以与空谈和平者之不同在此矣。”可谓一语中的。不可否认儒墨出仕都有善意的初衷,只是在态度与具体实施上又有差异。
儒家对于出仕的态度较有弹性。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也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为我与尔是夫!”(述而)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宪问)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
孔子的信条是安则仕,乱则隐;用则仕,不用则藏。这点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讲,鼓励知识分子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但同时也滋生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穷则独善其身,对于天下事冷眼旁观,这就是儒家的“选择性”出仕。关于治理天下,儒家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非仁政莫属。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孔子注重统治者体察民情,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篇第二),反对滥用刑罚。同时又提出恭、宽、信、敏、惠等一系列标准,敦促统治者从自身做起,做好表率。儒家最大的贡献,在于为执政者提出了一套理想的治国策略。礼乐也好,仁政也罢,作为构想,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一旦与现实接触,又往往因无法磨合而有所偏离。
墨家则不然。与儒家选择性出仕不同,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们始终将乱世中出仕为官作为自己的职责。而当时知其不可奈何而为之者何其多,墨家之仕的独特处即在于不是“空谈和平”。《备城门》阐述防守城池的方法和各种守城器械的使用;《备高临》阐述如何对付敌人居高临下攻城的战术;《备梯》讲如何防备敌人以云梯攻城;《备水》讲如何防备敌人以水攻城。其他像如何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备突》)、如何防备敌人以隧道攻城(《备穴》)等,都是为现实战斗提出的一系列策略。将墨家归入实用主义或有些牵强,却也不为过。
放眼先秦诸子,肯屈尊从事者惟墨家一支。儒家自然终不肯放下架子,他们认为君子应该从事脑力劳动,诸如防守类体力活都是小人的职责。“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卫灵公)因此隐者才冠之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名。说到底儒家是要做上层统治者,不屑于从事小人之业。而墨子素来被看作“贱人”,除了思想家,墨子及其弟子的另一重身份即是手工业者。既如此,做些力所能及而有利于天下的事又何乐而不为。
儒墨多以其对立身份引人注目,然今从原始文献来看,两者在出仕问题上还是存在相同之处的。因而辨证地看待儒墨二家,是今后我们在研究上应始终秉承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梁启雄.韩非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方授楚.墨学源流[M].上海,北京: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9.
[4]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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