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初中历史课本对董仲舒的评介略抒管见 初中历史课本第一册（人教版）第20课《昌盛的秦汉文化》（ 121页），对我国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有一段 文字评述。原文是：“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为神化封建皇帝，麻痹人民，也宣扬迷信思想，他说，天和 人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皇帝行德政，天就用风调雨顺来赞美他；皇帝无道，天就降灾害来警告他。”这段评述 ，作为向初中学生介绍一位古代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似嫌片面。上述从董氏原著译述的那段话，就是董氏所创 立的“天人感应”学说，这种学说，固然神化了封建皇帝，但在皇权至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当时，“天人感应 ”说给皇权施加一种天的监督作用，对人民是有利的。因此，对董仲舒的思想理论应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 评论，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苛求古人。
（一）董氏思想理论的时代背景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增长较快，国力日见强盛，武帝刘彻穷兵黩武，连续 对匈奴，西域发动战争，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很大；同时贵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 之地，许多农民论为流民，社会矛盾日见尖锐。原楚、齐、燕、赵等地出现农民暴动，反抗豪门地主的剥削压 迫，而汉武帝仍然连年用兵，挥霍无度，加剧了西汉初期的社会矛盾。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提出，旨在解决 汉初的社会矛盾，为汉王朝谋求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
（二）董氏关于天的概念
（1）神之天
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效义》，以下只注篇名）。这里所说的天，实际上是神， 并且是世上众神的首领，但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天，纯属唯心主义的观点。又说：“父者子之天也，天者 父之天也，无父而生，未之有也。”（《顺命》）提出天的重要性，这和殷周时期人们对天的理解与崇敬一样 ，实际上是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观，但这些并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顺命》）又说：“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王道通三》）这和前面“天者，百神之 君也，”有所不同，指出世上万物靠天才能生存，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物质成分。他说：“天高其位，而下其 施；藏其形，而见其施。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光，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 ……天之行也。”（《离合根》）这里所说的天，成为一种实体，他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天，它高高在上 ，但又能化生万物；它隐藏起它的形状，但又能现出光明，这说明天是客观的存在，在认识上有所进步。但又 说：“藏其形，所以为神。”又陷入了神秘主义，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2）自然之天
这是指作为宇宙总称的天及其运行规律。他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 端，阳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火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 ”（《官制象天》）又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天地 阴阳》）又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广大无极。”（《观德》）董氏的所谓“天十端”，是组成宇宙万 物的十个基本要素，包括天地、五行、阴阳、人这十个基本要素。这里的天是自然之天。天和地包涵世间万物 ，是万物存在的根源，并认为人是组成十端之一，强调了人的存在和作用，这比殷周时代人们一味靠天，天主 宰一切的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三）董氏对灾异谴告说的论述
灾异谴告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 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观天心之仁爱人 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不难看出，董仲舒的这段话，旨在利用“天人感应”的学说， 约束人君至高无尚的权力，使之行仁政，不敢“失道”。这里还须指出，董氏的天人感应说首重人事，人事是 天作出反应的前提，天根据人事的好坏才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与殷周时期一味迷信“天命”，统治者假借“天 命”来奴役入民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
董氏还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 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必仁且知》）。这段话的落 脚点是“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但谁能造成“国家之失”呢？在当时只有人君，从而告诫人君要勤 政爱民，不要滥用权力，才能使危害国家的灾异不会出现。
董仲舒还接着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警骇 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不欲陷也。”（《必仁且知》）这些言论虽然是臆造，没有事实 根据，属于“宣传迷信思想”，但在当时，他的出发点是假借天意以限制君权，督促人君好好治理国家。不要 恣意妄为。这样的言论，从实质上说，对人民对社会是有利的。
他说：“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 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春秋 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者，谓幸国。孔子曰：‘天其将亡予耶？不说吾过，极吾罪也。’以此观之 ，天灾之应过而至也，异之显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独幸也，庄王所以祷而请也，圣主贤君 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必仁且知》）这段话进一步阐明了灾异谴告学说的主旨。这里所谓的 “天意”谴告，实际上是人祸所产生的因果规律，褐首当然是人君。譬如人君荒淫无道，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 ，造成民不聊生；或者穷兵黩武，滥兴徭役，驱使青壮年参加战事和劳务，造成田园荒芜，天下骚然。这些都 足以产生灾异。在董仲舒的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是很低的，如对地震、旱涝、虫害等都不能作出正确 解释，只能委之于天意，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科学水平去苛求古人。
（四）同类观念
董氏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这就是说，天和人是统一的，属于一类。他还说：“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 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阴阳义 》）他所谓的天人同类，目的在于强调，“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因为天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 的，天人同类，人也不要违反正常的规律。其意是要人君循规蹈举，谨言慎行，不要喜怒无常，暴戾无道；否 则，国家将发生动乱。他接着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发美，不 时而妄则发恶……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发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是故人主之大 守，在于谨藏而禁内，使好恶必当义乃出。”（《王道通三》）在这里，他用春秋夏冬四时的暖清暑寒来比附 政治，要人君和四时变化一样遵循治国的规律，不要举措失宜。董仲舒还向人君提出了一个行为规范：“谨藏 而禁内，使好恶喜怒必当义乃出。”这样才能达到：“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 起。”（《天地阴阳》）
在同类观念思想里，董仲舒特别重视人的作用，突出人是世上最重要的。他说：“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 而最为天下贵也。”（《天地阴阳》）明确指出：人在“万物之上”，人才是世间的主体，以人为中心。在天 人关系中，是人事的作用才引起天的感应。他又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为体 ，不可一无也。”（《立无神》）把人和天地摆在平等位置，强调“合以为体，不可一无也”。可见在董仲舒 的思想理论中，人的能动作用被突出起来了，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他的前人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五）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
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刘彻所上的《天人三策》里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在这里，他指出各种学派主张不一，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不知道应该遵从谁的主张，因 此建议凡是不符合“孔子之术者”，一律废除。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他还提出：“邪辟之说 灭息，然后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他把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诸子百家 定为“邪辟之说”，而把儒学置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的这个建议，经汉武帝采纳后，为汉代社会的政治统一 、制度统一、思想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之，董仲舒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宗师，以儒学为主体，融合先秦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各家的 思想，构建了一个精深的儒学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这在学术意义上，他作出了承 上启下的重要贡献。但是，在其思想理论中存在着若干严重的糟粕。如“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等学说， 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神学杂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倾向，流毒于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义利观，把义和利对立起来，标榜仁义讳言财利的观点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处于支配 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应该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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