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无疑是近代中日两国国运兴衰的一道分水岭。它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在20世纪的历史走向,而且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亚洲的格局版图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中国而言,甲午一役的惨败,在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和耻辱的同时,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进一步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真正觉醒,并促成一部分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出路与民族命运。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自此以后,中国人通过与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民族”观念有了很大飞跃,民族意识不断得以体认,开始将自身从“帝国”或“天下”重新想象和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由此而发轫的民族国家观念逐渐取代传统中国的族类思想和“天下”观念,成为影响和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本文试针对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此二者之关系做出论述。
章节一
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并不存在明确的指称。即使偶尔会把“民”和“族”字连起来使用,也大多是指古代社会组织或群体等的复数概念,很少用来指称某个具体民族或是某种抽象含义的族类共同体,因此其意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民族”概念。但是这并非说古代中国未曾形成类似“民族”的观念。事实上,作为一种分类体系,中国古代的“族类”观念非常丰富,并且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周边各族群的内向汇聚与交融,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共同体,并由此产生了“华夏”与“夷狄”的分野意识。在先秦的很多典籍中都记录了“中国”与“夷、蛮、戎、狄”等不同族类的差异,他们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些群体也被称为“五方之民”。
“族类”观念,作为大于家族、宗族和氏族的人们共同体的一种分类应运而生。《左传》里也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族”字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来看,其本意为“箭头”,用其表示古代社会以家族或者氏族为单位的战斗组织,但是发展到后来,血缘因素逐渐淡化,人们言说“华夷之辨”,并不是强调华夏与夷狄在血缘和种族上的差别,而更在意于双方以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礼俗之别。正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所以,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既没有明晰的民族意识,也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人们强调的只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规范的文化认同,它高于种族和血缘差异,因此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民族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然,这种文化认同的价值标准,是以华夏文明的伦常、制度与文化作为最高价值的体现。费正清称其为“华夏中心主义”。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的中心。所谓的世界秩序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各个族裔依据被华夏文明教化的程度高低,以藩属和蛮夷的形式分布在中国周围,即“内诸夏外夷狄”的天下格局。在“天下”格局中,传统中国始终奉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华夷思想,对周边国家实行宗主与藩国的朝贡体制秩序。从这层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更像是一个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体系或朝贡体系,或者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王朝”而存在。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这套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族类观念及由其底定的华夷秩序对于维系中华多民族帝国的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维持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该秩序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优越感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华夏文化至上”的传统族类观念必然会在另一方面给中华民族造成难以承载的文明重负,它直接导致中国人不具备近代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章节二
中国人近代民族意识是在与西方列强的直接对抗中逐步生发并觉醒的。在王朝更替之路上演进数千年的“天下”中国,近代以来,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日益加剧,民族意识逐渐成为最为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和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力量的思想工具。
但是,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生成就其产生的历史动力而言,不同于西欧社会基于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动,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列强处在对立竞争的残
酷现实背景下,自身生存危机的本能产物。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
正因其被动性,导致近代民族意识在产生之初,尚不能完全摆脱“华夏文明优越论”和“中体西用”的羁绊,其与传统族类观念之间必然颉颃消长、交织重叠。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失败,虽说战争的结果动摇了原有的封建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促成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开始“睁眼看世界”,承认西方在武器和工艺技术方面的长处,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同时又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完全不必在制度设计上做出根本性变动,只需要利用西方的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来强化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军事力量。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最主要指导思想。在此观念下,绝大多数国人依然固守“天朝上国”的迷梦,继续沿用“夷夏之辨”的观念来认识和理解中西交涉,难以看清西方侵略的实质,自然也就不会感受到中西方之间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民族冲突。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蜂拥而来,士大夫阶层的最初反应与历史上面对外族侵扰的反应并无二致,所关注的不是中国主权利益受到侵害,而是传统华夷秩序遭到践踏。表现在战场上,清军虽然不乏英勇抵抗的爱国将士,但这种“忠君爱国”的传统爱国主义,主要体现了反对外来侵略压迫的自卫本能,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封建帝王和派系长官效忠基础上的封建王朝道德。而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民众,用恩格斯的话说则是依然“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不难看出,鸦片战争也好、中法战争也罢,多次战争失败带来的冲击力都不足以惊醒沉睡帝国的天朝迷梦。
章节三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给中国人带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同时,也深深刺痛了中国人因循守旧和麻木的神经,并由此迎来了中华民族群体意义上的普遍觉醒。战争之前,清国上下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以我堂堂天朝幅员之广,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然而,战争的结果却让人们头脑中留存的那个所谓“天朝上国”的虚幻泡影彻底粉碎。日本,这个曾经被中国人称为“倭奴”的“蕞尔小国”,通过甲午一战却真正让中国人遭受到了近代以来最为强烈的情感刺激,深深刺痛了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如同陈旭麓先生所言,“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中日甲午战争事实上直接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突变。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败给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则极大震动了朝野上下,中华民族的各阶级与阶层普遍产生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迅速笼罩在中国人心头。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认识到一个“民族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毫不掩饰对民族现状和未来的深切忧虑。康有为指出:“吾中国四万万人正在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
面对亡国灭种之危局,梁启超也表达出痛心疾首的忧愤之情,“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甲午战争之深创剧痛及其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使得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对洋务运动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产生了动摇。他们认为,仅凭船坚炮利不足以富国强兵,还必须同时改造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从政治体制变革的角度着手。于是,这种民族危机感成为促成民族意识觉醒的强大推动力,并很快转化为通过维新变法来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运动。就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要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的改革方案。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觉醒,他们开始突破传统的“中体西用”思维,从政治制度变革的视角探寻中国的前途命运。在帝党官员的积极奔走下,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很快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请愿活动。
从这
时开始,在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以康、梁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走上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之路。甲午战争显然成为促成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仅康有为就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年间六次上书清廷,力陈国家所处危局,建议采取变法改革措施予以应对。学者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他以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为例,说明印刷术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凝聚和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因为它使得“民族的印刷语言”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人士也正是通过开报馆、设学堂、印新书、创学会等方式传播变法立宪等启蒙思想,特别是学会和报纸的创办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兴起。具有近代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民族”概念连同民族国家观念透过这些媒介输入到国内,并成为当时社会政治议题中的崭新话语,进而向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和“族类”观念发起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不仅促成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更重要的是让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同时意识到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过往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曾遇到过“族类”之间的冲突,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的族类观念更在意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规范的文化认同,而不涉及“国家”或“主权”观念。即使在洋务运动时期,虽然有思想家提出过政治改革的主张,但在整个社会层面,由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完全兴起,因此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民意识都没有萌生,正所谓“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是导致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民众对交战双方漠然视之的重要原因。难怪李鸿章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自己“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也直言:“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所以当甲午惨败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和日本塑造民族国家的成功经验,许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需要以凝聚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去应对列强的入侵,于是一系列旨在培育国民意识、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被提上议事日程。
JohnE.Schrecker曾对《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中的“主权”二字进行统计,他发现从1875年至1894年间,“主权”二字仅在每百页出现“一次”,而从甲午战争之后的1895年起,“主权”二字的出现频率明显增加,到1902至1910年间,每百页出现次数高达22次之多。显然,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推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由“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的同时,也为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理论传入到中国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甲午战败以后,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革命派等各种政治力量先后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虽然各种政治派别对于民族国家的构建方式和形态模式存有争议,但是最核心的共识都在于试图通过重新建立对现代中国的理解,将传统的王朝国家整合成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因而成为人们探索传统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重要选项。
总而言之,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因战败所直接引发的“公车上书”,或是3年之后由立宪派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亦或是距离甲午战争结束16年之后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发生的契机不能排除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是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而逐渐出现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同样是甲午战争的炮声,促成了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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