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朝两国虽然一直保持着事实上的平等地位,但是日本始终将朝鲜视为低人一等的朝贡国家,其蔑视、敌视并最终征服朝鲜的观念始终存在。观念属于知的范畴,其内涵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方面。认知是主体对客体“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判断,而态度是主体应当怎么办的问题①。在近代以前,日本对朝鲜“是什么”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间它几次侵入朝鲜半岛,对朝鲜的认知和反应共同塑造了日本的“朝鲜观”。
一、视朝鲜半岛诸国为朝贡国观念的滋长
日本与朝鲜隔海相望,对马暖流与利曼寒流在日本海形成环流,这对日、朝之间的海上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两地之间从远古时代就开始往来②。众所周知,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国与日本相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出于各种原因而东渡到日本列岛。据《汉书》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③这是关于日本列岛记载的最早文献,其中的“乐浪”是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当中的乐浪郡。当时的日本没有形成国家,但是其部落首领已经派遣使节前往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进行交往④。在日朝交往中,日本产生试图将朝鲜纳入其势力范围的想法,并在后世史书中将朝鲜半岛记载为它的朝贡国。
1.神话传说的思想遗产
日本将朝鲜半岛视为朝贡国的观念来自于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⑤。据《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和《日本书纪》的记载,200年,神功皇后渡海征讨新罗,“渡幸之时,海原之鱼不问大小,悉负御船而渡,尔又见顺风大起,御船从浪。故其御船之波澜,押腾新罗之国”。新罗王“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高丽、百济二国王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国,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于营外,叩头而款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①这是日本关于朝鲜半岛正式向其“朝贡”的最早的史料记载。不过,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关于神功皇后的传说充满神话和宗教色彩。神功皇后在仲哀天皇九年(200年)亲征新罗,此时的朝鲜半岛仅有马韩、辰韩、弁韩三国,百济、新罗尚未成立;“日本”、“天皇”、“三韩”等用语,当时皆不存在②。因此,神功皇后征服三韩之说,遭到史学家的广泛质疑,其虚构性已成为史学界的一种共识。不过,神功皇后征服三韩传说的出现可以看作日本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家的观念的缘起。
2.任那问题
二战后,一些日本学者参照《日本书纪》及中国古代的有关史料后提出,古代日本在369~562年曾经占领并统治包括朝鲜半岛中南部迦倻在内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曾经出兵帮助百济击破新罗,平定七个小的诸侯国③。由此,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曾经在朝鲜半岛设置“任那日本府”,以统治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尽管对任那问题存有争议④,但是综合各种史料,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占有据点当是事实。例如,《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弁辰十二国“其渎卢国与倭接界”;同传又记载:“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这里说的是“接界”而非隔海相望。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一书中说,任那“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通好,而与东南部和北部的新罗、高句丽对抗”⑤。这一说法符合当时日本与百济交好,而与新罗、高句丽相对抗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所谓“任那日本府”,充其量是日本列岛的倭人迁徙到任那地区定居的移民部落集团或自治管理机构而已。在4世纪,日本列岛陆续形成部落联盟式的国家组织,其中最强大的是大和政权。
就史料记载而言,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倭人集团部落与大和国之间从未结成从属关系,在政治
上两者没有单独接触过⑥。归根结底,在5世纪之前,日本没有征服新罗和百济,更不具备支配这两个国家的能力。由于4世纪之前日本列岛尚未进入文明阶段,也缺少可靠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因此日本对朝鲜的认知尚难以考证。但是,随着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甚至出现少量移民,两地之间摩擦已经出现,这表明日本对朝鲜的认知即将进入一个较为明确的阶段。
3.寻求朝贡“合法性”与统治的意识滋生
从5世纪开始,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交往日渐频繁,日本社会在中国大陆文明的引导之下逐渐从蒙昧状态发展到文明阶段,出现世袭的君主专制政权,被称为“大王”政权。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半岛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之争日渐激烈,日本支持百济以及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金宫、安罗等小国,并给予实际的军事援助。由此,日本开始滋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意识,并且不断向更强大的中国寻求相关的“合法性”。
从421年到502年,日本有五个王先后共计12次向中国南朝的宋、齐、梁派出使节⑦,请求授予官职和封号,其中专门包括了统辖朝鲜半岛国家的封号,以便获得中国政府对其统治朝鲜半岛“正当性”的承认,实现其“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⑧的野心。据中国的史料记载,日本这五个王的称谓分别是赞、珍、济、兴、武,合称为“倭五王”。
438年,倭王珍自命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呈请南朝宋皇帝的批准。南朝宋皇帝只是批准了他的“安东将军倭国王”称号,而且不是“大将军”的称号,不允许倭王据有都督百济、新罗等王国军事含义的称号。
其实,早在420年,即刘裕建宋的当年,刘裕就派遣使者册封百济王扶馀映为“镇东大将军”,高句丽王高琏为“征东大将军”,其地位高于倭王的“安东将军”①。451年,宋文帝晋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②。
479年,由于南朝宋与新罗交恶,故批准倭王都督倭、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五国军事和“安东大将军”的称号③。直到502年南朝梁武帝加封倭王为“征东大将军”之时,始终没有把百济包括其中,其封号和百济王一样,比之高句丽王“车骑大将军”的称号更低。因此,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日本虽然没有征服朝鲜半岛,但是获得了中国南朝政府对其统辖朝鲜半岛部分国家的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意识由此滋生并逐渐强化。
二、对朝鲜蔑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6世纪末、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共同执掌政权,日本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文学艺术等方面开始全面效仿中国,由相对分散的王族政权逐步发展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曾经对中国朝贡称臣的倭王则成为意欲与中国皇帝相对等的天皇。日本对中国开始所谓的“对等外交”。日本以中国为蓝本,竭力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观。除对朝鲜继续以朝贡国的态度视之以外,其对朝鲜的看法开始以“夷”视之,对朝蔑视的观念逐渐盛行。
1.日本的华夷观念
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半期,日本经历大化改新并建立天皇制,同时形成较为完备的官僚体制,国家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思想文化上,日本大力学习中国的华夷观念,将天皇置于顶点,试图建立“东夷小帝国”体系④。一方面,日本的华夷观念建立在以中国与日本同为“中华”的多元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之上,因而相对开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华夷观念承载的主要是武士精神,具有强烈的军事特点,而与中国文人士大夫倡导的秩序有所不同⑤。随着7世纪以后华夷观念的逐渐成形,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在言语和政策上对朝鲜更加蔑视,特别是在政治上,日本在外交文书和礼仪上均视朝鲜为其番邦。
; 8世纪初,日本在致新罗的国书中称“天皇敬问新罗王”⑥,使用“天皇”称号意在彰显威严。
918年,朝鲜半岛建立高丽政权,日本仍将高丽王视为“蕃王”,将高丽看作“遐陬”的边境国家,而自称为“上邦”⑦ 。日本大化元年(645年)给百济的诏书中,有“始我远皇祖之世,以百济国为内官家”⑧之语。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日本称朝鲜半岛诸国为“蕃”、“蕃国”、“诸蕃”、“西蕃”在9世纪时已经成为惯例。甚至在大唐衰落后,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为“藩国”。据《唐书·倭国日本传》的记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可见,日本在7世纪之后更加蔑视和轻视朝鲜不足为怪。
2.白江之战与日本的朝鲜观
在日本进行大化改新的同时,朝鲜半岛三国之争也愈演愈烈。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联兵侵入本国北境,攻破33城,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在655年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出击高句丽。
658年,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再次出兵高句丽,以牵制其对新罗的军事压力。不过,此举未能奏效,恃高句丽之援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
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朝告急,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①。唐军迅速击败百济军,百济遂亡。百济各地遗民在唐军主力撤走后,纷纷进行复国运动,继续与唐军作战,并向高句丽和日本求援。
660年,日本齐明天皇下诏称:“百济国穷来归我,以本邦丧乱,靡依靡告。枕戈尝胆,必存拯救,远来表启,志有难夺,可分命将军,百道俱前。”②663年8月,唐将刘仁轨率军“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③。日军受到致命打击,携百济遗民速归本国。
白江之战后,百济灭亡,高句丽则在5年后被唐朝与新罗联军所灭。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荡然无存,转而开始积极派遣唐使,引进唐朝先进文化。虽然日本“断了侵入朝鲜的念头,专心致志于巩固国内统治体制”④,但是它依然把朝鲜当作自己的朝贡国。例如,753年,在唐朝含元殿朝贺礼上,日本与新罗争抢席位时,日本使者古麻吕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⑤显然,白江之战后日本虽然受到重挫,但是它的本土没有受到攻击,外界的刺激没有严重到足以改变其对朝鲜半岛固有认知的地步。另外,日本认为击败自己的是唐帝国而非新罗,因此它对唐朝甘愿臣服而未从根本上改变之前对朝鲜半岛的蔑视态度。
3.日本的神国思想与朝鲜观
中世以后,日本逐渐形成“三国(中国、印度、日本)世界说”。日本自视为“神国”,与中国、印度并驾齐驱,其他小国和地区均从属于这三国,朝鲜自然要屈服于日本。自至元二年(1265年)起,忽必烈几次遣使招降日本,但是均被其回绝。日本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⑥1271年和1281年,元朝两次从朝鲜半岛出兵进攻日本列岛,均告失败,导致日本同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一落千丈。
日本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神风”一说更是助长其神国思想。日本自视为“华”的观念逐渐坚定。他们认为,蒙古人的失败是中国人的失败,因此对中国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鄙视态度。由于被元军征服的高丽王朝不仅提供进攻日本列岛的前进基地,建造大量舰船,还直接参与对日本的作战行动,因此日本对高丽极为憎恨,加之8世纪以来将朝鲜诸国视为附庸国的历史情绪,以致出现将高丽与蒙古一同视为“夷”的“新夷狄观”⑦。日本固有的神国思想、净秽的空间观念等,使其对蒙古、朝鲜半岛国家均以畜生视之,视高丽为秽地、高丽人是贱民⑧。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态度除了蔑视外,还增加了更多敌视的潜意识。
室町幕府时代,出于幕府掌握外交权和贸易权的现实需要,日本重新回到中国的“华夷秩序”之下。
1401年,足利义满将军第二次上表“大明皇帝陛下”,请求来贡,建文帝的回诏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则接受明朝皇
帝的封号,并在给明朝皇帝的表文中自称“日本国王臣源”⑨ 。在朝鲜半岛,武将李成桂发动兵变,一举推翻高丽王朝的统治,在1392年建立朝鲜王朝,史称李氏朝鲜。
1401年,李成桂之子李芳远被明建文帝册封为朝鲜国王。在东亚朝贡体系内,日本与朝鲜之间平等的地位得到明王朝的确定。但是,在日本给予朝鲜国王的国书当中,一般自称“日本国源某”而非“日本国王”,且采用日本的年号,而不是像朝鲜那样采用明王朝的年号。日本依然存在视朝鲜地位低于自己的强烈意识。正如日本江户时期的政治家新井白石所言,“自古我王未曾有与蕃夷相问之书也。高丽小夷,故我所贻书不写王字,例也”⑨。可见,从7世纪到日本战国时代之前,无论中国的中原王朝与日本的关系如何演变,也无论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它对朝鲜始终保持着一种蔑视的态度。
三、敌视朝鲜观念的形成
1570年代,织田信长武力征服日本列岛大部,积极推行治理交通、改革币制、丈量土地、整顿商业等统一政策,极大地增强了日本国力①。织田信长被部将明智光秀杀死后,丰臣秀吉在1590年击败竞争对手,重新统一日本列岛。日本对朝鲜的征服与统治意识愈来愈强。到18世纪后半期,历经长期的“锁国”政策,日本对外交往的观念在孤立的环境下,变得更加偏激和狭隘。朝鲜臣属于日本这一古老而一贯的意识,在幕府时代的日本思想家中恶性膨胀。
1.万历朝鲜之役对日本朝鲜观的影响
1592年5月,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并试图“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②。“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昖又湎酒,驰备,猝岛夷作难,望风皆溃。”③朝鲜国土大部分沦丧,朝鲜国王李昖北逃义州,其间不断向明朝求援。明廷朝野基本上达成“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先后派游击史儒、副总兵祖承训统兵入朝作战,但是史儒战死,祖承训仅以身免。中朝为之震动,开始投入更大的政治军事资源,“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④。这次战争历时七年,“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⑥ ,日本最终战败。
日本受万历之役的震撼远不如白江之战,“明朝与朝鲜国势都衰落不振,其他国家又不遑他顾,所以日本国家才没有陷于危险境地,至多只是加速丰臣政权的灭亡”⑦ 。随后,掌握日本大权的德川家康一方面整顿幕治,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奖励通商,与各国开展交往⑧ 。德川幕府多次主动同朝鲜接触,试图恢复两国的邦交与贸易⑨。在明廷的默许下,日朝贸易逐渐恢复。
1609年,日本对马藩与朝鲜订立《己酉条约》,约定每年派出20只载有朝贡物品的“岁遣船”前往朝鲜贸易,但是严禁朝鲜船只前往日本,因为在日本看来,朝鲜只是日本的属国而已。在德川家康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中写道:“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宝,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
2.“锁国”政策对日本朝鲜观的影响
德川家康时代,幕府为增强财力继续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日本对外贸易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朝以及东南亚国家,而是扩展到更远的西班牙、荷兰以及墨西哥等地区。随着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日本,日本的天主教徒数量急剧增加。天主教势力不断增强,其所宣扬的“上帝为万物的唯一主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与幕府体制下严格的等级制度格格不入。天主教排斥其他人和其他宗教,并斥之为邪教,这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幕府将军历来以天照大神的化身自居。随着信徒的越来越多,天主教势力的扩大已经影响到幕府的统治基础,加之来自荷兰的新教徒宣称葡萄牙和西班牙有意借助传教活动侵略日本。于是,从德川家康晚年开始,幕府统治者遂禁止和镇压天主教力量。为防止日本人到其他国家了解并将天主教带回本土,德川幕府开始限制国民与外界的联系。
1653年,德川家光下令禁止任何船只进出日本港口,禁止任何侨居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禁者将被处死。1650年代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日本隔绝与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这对日本认识世界和自我认识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涌现出一批鼓吹日本应当“德化宇内”的学者。熊泽蕃山提出
,“北狄(即满人———引者注)而今已取中国”①,中国的华夷秩序中心地位不复存在。山鹿素行则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日本中心说”进行全面阐释。他大力宣扬传说中的崇神天皇和神功皇后,认为崇神天皇在朝鲜建立领地,是为“外夷投化之始”;而神功皇后“亲征三韩”,“使三韩面缚而服从,武德炫耀于外”。“此后,历代以子弟为质,经常朝贡,如不然,即征伐以惩其不庭。”③ 山鹿素行结合熊泽蕃山的“水土论”和林罗山的“神道王道说”,以证明日本文化的正统性、独立性和优越性,由此得出结论:本朝即中朝,日本才是中华④。日本“锁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把“丰臣伟业”逐步发展为一整套的国家战略和学说体系⑤,极力鼓吹“神功皇后征服三韩”、“丰臣秀吉侵朝、侵华”的所谓丰功伟业,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3.日本“征韩论”的出台
德川幕府中期以后,随着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日本与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西方列强的殖民行为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海外扩张论在日本甚嚣尘上。由于传统的华夷秩序被完全推翻,因此日本积极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狂妄地认为朝鲜、琉球乃至中国当成为日本之属国⑥ 。当时的着名思想家佐藤信渊在文政六年(1823年)所着的《宇内混同秘策》中写道,日本是“大地最初形成之国,系世界万国之根本也。故能经纬其根本之时,全世界均为其郡县,万国之君长,皆成其臣仆”⑦。
他制定了向朝鲜、中国等邻国侵略扩张的具体步骤,因而被后人称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先驱者”。吉田松荫则公然鼓吹侵略朝鲜的主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⑧在这种思潮下,朝鲜被定位为日本征服的主要对象之一。
19世纪以后的日本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危机,各种矛盾不时激化。俄、英、美等列强叩关不断,要求建交和开港通商,并用武力强迫德川幕府签订通商条约,日本面临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威胁。
吉田松荫提出:“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⑨这成为日本“征韩论”的先声。明治政府则着手推行新政,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日本的士族和农民阶层对明治政府极为不满,武力抗争接二连三地发生。日本政界人物遂提出:“四方不得志之士,英气郁勃,怀叹脾肉,窃望生变……将彼等移植朝鲜半岛,可使将来之内乱转而向外,且可建立开拓国利于海外之基础。”瑏瑠此时的朝鲜仍旧实施严格的“锁国”制度,其国内积弱不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而逐渐瓦解,这些为日本“征韩论”的出台创造了条件。最终,日本在1875年挑起“江华岛事件”,开启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历程。
四、结语
日本的朝鲜观有着根深蒂固的“朝贡”意识基础。尽管这一观念的缘起是由8世纪左右的史书记载的,但是深深地印记在日本统治者的潜意识当中。这种朝鲜观的历史惯性,使得征服朝鲜被演绎成理所当然的历史必然。在日本扩张论者眼里,征服朝鲜是在拿回曾经失去的国土。
7世纪的白江之战惨败,没有让日本放弃这种朝贡观念。在此后一千余年的时间里,日本与朝鲜在东亚朝贡体系中实现和平共处并实际上处于平等地位,但是日本始终视朝鲜低自己一等。
16世纪的万历朝鲜之役,日本再次惨败并随即进入“锁国”时代。不过,在日本扩张论者眼里,“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①。这种历史记忆强化了日本对朝鲜的畸形认知。在“锁国”的环境下,这种自我膨胀的野心和对外扩张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征韩论”的出台。
近代以前日本朝鲜观的核心精神是明辨尊卑,其中蕴藏明显的征服意识。这种观念实际上是近代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东亚观的缩影,将其扩大后便是狭隘自负的岛国根性意识和崇武尚神的军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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