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角度(或方法)很多,本文所提到的两个角度,一个是“理解”,一个是“新实证主义”。这两个角度都能触及到多样性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但都存在不足。本文试以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以下简称《七千人》)和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太阳》)为样本来简要说明。
张素华在写完《七千人》后,虽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但平心而论,《七千人》在字里行间却透露着一种叙事的平和,这种平和源于一个历史学者的专业素养,更源于从“理解”的角度去研究历史。法国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写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朱宗震在《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一文中写到,“如果假设是出于对既存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那是没有价值的,作为专业历史学者应该尽量避免陷入价值观的纷扰之中。还是让我们认真地面对现实,去‘理解’中国社会走过的道路。无论这个道路付出了多大代价,专业历史学者都没有必要去忏悔。”
从“理解”的角度出发,学者会刻意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使历史事件更好地重现。既可以重现事件的细节,也可以重现事件的脉络,既见树木也见森林。因为“理解”可以少花许多论证的笔墨,因此可以把更多的文字花在史料的整合上,以史料的逻辑顺序再现当时的事件,而不是以论证的逻辑顺序重现。由此导致以下一些结果:一是有相关历史知识的阅读者可以从更多的史料逻辑中触及历史事件的真实,二是可以导致不同的读者对相同的史料产生各种不同的解读,三是欠缺相关历史知识的阅读者将触摸不到史料背后的微言大义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四是可以从纯史料的角度给读者以更多原生态的震憾,从而引导有兴趣的人去进一步挖掘史料,进行深入研究。
《七千人》中有一句,“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心中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因为怕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甚至噙着眼泪劝彭德怀低头。” 在一个身经百战千锤百炼的高级干部群体中,为何许多人流泪?为何心中赞同而表面反对?为何支持毛而不支持彭?为何彭先倔强不屈最后还是低了头?面对问题,“新实证主义”可能会去分析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最后把问题集中到个别领导人身上或者证出一个当时党内机制的模式,幷以此去说明其他相关问题。而较少地考虑当时各方面行为实施者可能的立场合理性以及他们对当时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的普遍认可。从“理解”的角度出发,可能不会做过多的解说,但幷不缺乏着者对当时事件的理解,即先从总体上感知当时的时代脉络和事件背后的时代精神(即便每个时代的核心精神都是有局限的),然后逻辑地展示史料的多面性。这样既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脉络,也能体现在总的时代精神之下社会的多样、矛盾、尴尬甚至悖论,这更能让人触摸到那个时代丰满的真实。
任何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同一事件的不可完全重复性,使某一研究方法在拥有某些优势的同时也会显示出其劣势,而且往往是在某方面优势越明显在另一方面劣势就越突出。“理解”的方法能较好地处理宏观与微观的矛盾从而体现历史的丰富性,但同时,由于论证不足,因此,在把史学当作科学的时候,其科学性是有问题的,幷进而影响其学术性。即便“理解”本身也对史料进行过考证,但过多理解的同时就很难有充分严密的论证,尤其在写作上这一关很难跨越。
“新实证主义”恰好能解决着述的科学性问题,同时也避免了传统实证当中的晦涩与繁琐,使科学性与可读性兼得。这是其最明显的优势。但由于实证的需要,实证中为了逻辑的严密,对史料进行人为删减也成为一种内在的需求。由此导致断章取义和忽略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就在所难免。当然,也有人把断章取义誉为“史家贵独断”的。但只要不像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史德》篇所言“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 就不错了。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等于科学。历史的丰富性可触摸、理解和感知,但幷非实证能完全证明。实证能证明微观的事件逻辑,无力证明宏观的时代精神,因为时代精神具有不可证性。“人有阴阳之患”,故每个人都不可能感知时代的全部,实践上也不允许每个人都来参与在论证的基础上编写一部史书。因此,实证也有无能为力之处。对于宏观真实的把握,“理解”强于“新实证主义”,即便两者都只反映了部分真实。
“新实证主义”具有语言的华美,可读性比传统实证强。但更多形容词汇的增加,必然削弱论证的严谨性。正如当你证完“1+2 1+1”时,你写出结论:“1+2”高贵地大于卑贱的“1+1”;论证程序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在结论前加上形容词汇,结论就会变得有问题了。实证的科学性本身对形容词是排斥的,因为形容词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个矛盾是“新实证主义”本身内在的予盾。
高华的系列论文被称为“新实证主义”史学的案例,《红太阳》也是这个案例的典范之作,单是书后的参考文献就有32页。工夫不可谓不深、论证不可谓不充实。但也无法避免武断地下结论,书中写到“毛泽东为什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主管,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往下几页又写到,“彭真的忠诚和高效率的工作能力赢得了毛泽东的称许”。 看来彭真被毛挑中幷非“答案只有一个”。这种武断的缺点在于历史论证涉及到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的逻辑性,不可能每一件都恰当地处在作者着述的逻辑序列当中,何况事件与人物本身又经常是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因此论证是困难的,携带优美的词汇进行论证则是危险的。
历史不是科学,但历史需要科学实证;历史不容易理解,但历史更需要刻意的理解。
“新实证主义”在科学性的形式上比“理解”占优势,较易触及微观逻辑真实,但由于论证必然要求材料为某个论据服务,于是断章取义不可避免,又由于是论证,所以下结论是必然的,在断章取义基础上的不断下结论,则很难保证气平情正。正如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所说“气平情正,是史学家走向客观忠实的坦途。”“天下绝少以欺骗为矢志的史学家,多半有君子之心,而气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丧失历史的真实”,“‘在细节上都对,整个看起来就错了’,大凡曲解都是如此”。
“理解”在把握宏观真实、微观的丰满真实和处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比“新实证主义”更占优势,因为不去触摸时代的脉络就谈不上“理解”,不运用大量的微观材料则谈不上客观地还原历史。而且因为“理解”,往往会充满更多的同情,去同情当时的人与事件的合理性,由此,在选材上可能会删掉许多携带戾气的史料。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也写道,“良史未必能如科学那样,对人类百般服务,劣史却与科学同样具有摧毁人类的力量”;“不分良莠地登录所有的史实,则所写成的也极可能流于劣史”;“真历史如果缺乏‘浩阔的人类的同情’则产生弊害的可能性极大”。
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多为男性,男性写史,往往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自恃有余而谦逊不足;锋芒有余而“隐晦”不足。“实证”与“理解”对于历史研究都很重要,正如男人和女人对于社会都很重要一样,男女各有优缺点幷可结合,但很难合为一人,这正似历史研究中所常见的方法整合与整合困难的现象。
注释: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 程郁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页105.
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145.
《文史通义全译》卷三内篇三《史德》,(清)章学诚 原着,严杰 武秀成 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页25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382、38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287、283.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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