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理性深沉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拨通了杭州外国语学校历史特级教师朱建国的电话。诚恳平实的话语中流露出不同凡响的见解，让记者产生了结识一下这位历史特级教师的强烈愿望。９月１１日，几番周折，记者终于来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在四面环山、宁静又气派的杭州外国语学校新校区见到了温文尔雅的朱建国老师。
记者：朱老师，请谈谈您的历史教育基本理念好吗？
朱建国：我先谈谈自己对良好教育的理解吧。
我以为，帮助学生学会过美好的生活，帮助每一个学生成为能够创造幸福生活的人，这是良好教育的终极目标。良好的教育应该有一个价值预设：人性向善。这样的教育试图引导着年轻的心灵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作深切的体认，引导学生对世俗功利和有限性的超越，唤醒和提升人性深处对正义和光明的期待。
当下的中国教育作为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和传承人类文明的主要路径，必须深切地关注人的现实，关注现实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关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作为人的社会化过程的高中历史教育应切入内在人性的需求和外在社会的需求，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
记者：您的历史教学颇有特色，您具体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
朱建国：在历史教学内容上，我致力于三方面的调整：１． 追踪现实世界的最新发展，关注全人类的话题，试图使自己和学生在文化精神上紧随时代步伐。２． 以历史学科知识为基础，整合相关学科知识，试图使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性学力和可持续的发展性学力。３． 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放在世界格局中加以考察，解读中国与世界的联通互动关系，试图培植学生理性的爱国情操、高尚的人类意识和开放的世界意识，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加速变化的世界上更好地理解着生活着。
在历史教学形式上，我坚持以历史课堂教学的必修课为主渠道，辅之于长年开设的选修课，组织学生社团活动，坚持利用课余时间无偿为学生开设与时俱进的“中国和世界”系列讲座，时作“海潮狮吼”（梁启超），常发“深长之思”（毛泽东），试图引发学生对人、祖国、人类命运前途的关注与思考。
记者：您提到的“培植理性的爱国情操”具体内涵是什么？
朱建国：这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我认为要注意两个层面的东西。
一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摒弃民族虚无主义，远离国粹主义。这两者尽管观点截然相反，其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方法却是一致的。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既要大力弘扬先辈的辉煌业绩，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又要指出曾经有过的历史重负，分析其中的流弊，激励奋发图强的民族忧患意识。
二是尊重别国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国努力实现和平崛起伟大目标的今天，爱国主义一方面是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激发振兴中华、推进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这种热爱和责任并不意味着鄙视和排斥别的国家。一个有自卑感的人总是颂扬狭隘民族主义，把自己局限于地方性文化的圈子里，拒不了解和认识他自己局限的范围以外的民族的生活、思想和价值。
我竭力主张理性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教育。如果学生接受的只是一些片面的东西，以后通过别的方式获得了与受教育时截然相反却真实可信的信息，那他们就会对我们的教育甚至社会产生深刻的怀疑。我们应当吸取过去的教训。
记者：您为什么特别强调培养学生高尚的人类意识和开放的世界意识？
朱建国：在全球化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今天，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世界，这是人类的世界。阳光是由七种颜色组成的，人类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在这个世界上，各国、各族群都是通过互相学习，才走向成熟的。
我个人以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在价值判断方面，一些同胞的情绪却日益偏激，这不得不让人深感忧虑。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即便它们决意阻挡。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阻碍因素与其说主要来自外部世界，倒不如说主要来自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今天，一些同胞仍偏执于“坚船利炮”之“硬实力”的绝对功用，这多少让人有点遗憾。
事实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由单一经济因素决定的纯利益关系。是到了我们寻求与外部世界的价值关系的时候了。除了经济利益，我们不能没有与外部世界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
记者：您能描述一下您平时的历史课堂教学吗？
朱建国：常规课堂教学是体现我教育理念的主要平台。我平时的课堂教学与讲座或选修课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用学生的话说就是“一讲到底”。我喜欢补充教科书以外的东西，喜欢将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融入课堂教学——哪怕是发生在前一天的事态，喜欢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穿插讲析，喜欢给学生提供另外一种背景和观点。即使在高三复习上课，我也坚持这样做，但我从不把观点强加给学生。这对拓展视野、锤炼思维、关注生活，进而培植公民意识有一定帮助。自然，这也有助于同学们以良好的状态参加高考。
记者：朱老师，为什么不论是在海宁高级中学还是在杭外，您指导的社团都取名为“世界知识之友”？
朱建国：呵呵，这个说来很有意思了。我读了一些书，但是对我影响最大却是一份杂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知识》双周刊。从１９７９年１月《世界知识》复刊至今，我一直订阅珍藏。这是一位使我的生活和工作受益无穷的良师益友——在知识和视野方面，在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敏锐方面，在分析能力和思维习惯方面……在我的生命旅程中，还没有其他读物能够替代她。我的教育教学过程的一切方面（必修课、选修课、专题讲座、“国际理解”专题墙报、班主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这本刊物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是，自从２０００年高考实行“文科综合能力测试”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大比分（有时竟高达三分之一）的考试内容与《世界知识》上学者们对当代世界（中国）的分析密切相关。
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来概括我对这本刊物的感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我经常向学生推荐这本刊物，许多学生自愿订阅了这本刊物，自然我指导的社团也就叫“世界知识之友”了。
记者：您先后在三所重点中学任教，如果你任教的是普通中学，您觉得还有条件像现在这样上课并开设“中国和世界”系列讲座吗？
朱建国：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历史教育策略当有所调整——至少不会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摸样。但我相信人性是相通的，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和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我们从“文化——心理”层面理解教育，那就可以说教育是一种主体倾向十分鲜明、主体意识十分强烈的价值活动。只要我们内心飘扬着的“人”字旗帜不倒，只要我们灵魂中激荡着对祖国和人类进步的热切期待不变，教学的形式会有变化，但教学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追求是不会改变的。事实上，我在海宁市任教的两所中学，虽为省属重点中学，但生源仅比非重点中学好一点点，按照“让各个中学相互竞争”的决策原则，“重点生源”的相当一部分被分流到一些非重点中学里，重点中学中的大部分生源是“非重点”的，至少我在当地教书时是这样。
记者：朱老师，您的这些思考显然超越了通常人们对中学历史教育、中学历史教师的定式理解，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朱建国：身处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对社会的文化担负。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我们的年轻一代——取决他们接受了怎样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应该有所作为。我坚信，个人的自由，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公正，人类的尊严和福祉，全系于良好的教育。
从职业定位讲，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从文化定位讲，我试图成为一名具有公共良知和道德紧张感的知识分子，并试图肩负起报效祖国和人类的文化责任：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年轻一代给予公共关怀——为“当代的中国”培养人，培养具备社会“基本常识”和基础文明教养的能够自主命运的中国人；为“世界的中国”培养人，培养在开放的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交往竞争、开拓创新的中国人；为“未来的中国”培养人，培养能为全人类明道立法、制礼作乐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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