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文艺22组听讨论纯属偶然。那是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荟萃的小组，不少发言围绕电影《紫日》痛加发挥。我听了糊涂，于是便趁会间休息，去约访也在这个组的政协委员、《紫日》导演冯小宁。不想冯导听后顿时颜色大变，拍桌子，冒粗话，金刚怒目。一位欲正向冯导讨签名的工作人员直问：“谁惹冯导生这么大气啊？”
听得出来，冯导有关《紫日》话题的火气不是一时一晌来的，被我这一问惹了个正着。末了冯导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他的手机号码。
我如约来到冯导在北影宿舍区的家。阳面的那间屋零零乱乱，书和资料堆得屋满案盈，找个坐的地方都不太容易。屋子和家具是旧的，使得靠墙金灿灿的一长溜奖杯极尽光华。
“最佳影片奖”是美国观众从170多部参评片中投票选出来的
我没做过“娱记”，所以事先搜集冯小宁的资料。
他是在形形色色的“电影人”里卓尔不群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正宗学门是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美术系，却从第五代导演里冒出来，以兼能在导演、摄影、编剧、制片人、美术设计多个领域施展拳脚称雄，并且几乎把这几个领域的全国奖项拿遍了。
他是一个常年研究“战争与和平”这个严肃的命题并潜心创作的电影导演。从1991年拍《战争子午线》开始，冯小宁在10年内连续拍摄了《北洋水师》、《大空战》、《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6部影片，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战争系列”；他又是一个常在电影界“闹出动静”的导演，比如善于用极低的成本制作出通常用高成本才能营造的大片效果；比如让人说成“拼命三郎”———常做影片中的高危替身，像把自己装进麻袋，再泼上油烧什么的。
作为电影《紫日》的编剧、导演、摄影、制片，他有特别高兴的时候———2001年11月，《紫日》在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角逐中胜出，获最佳影片奖，而且这个奖是美国观众从170多部参评片中投票选出来的。
一番交谈后我还得知，他仍是一个在电影这块阵地牢牢死守的导演。他对于我等只是从电视上看他拍的电影而不是在电影院看，有一种毫不掩饰的不满、无奈以至愤怒，“那些只有电影院才能表现的音色、层次、气氛等等能给人以震撼的特殊元素，在电视里放全被糟踏了，电视怎么看？孩子边看边嚷嚷吃饭，母亲端着鱼进来了。我就像是那种粮食的，在电视上看我的电影等于拿人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没尝两口就扔了……”他嚷嚷完，气呼呼把一盘《紫日》 V CD搁我面前。
学生们竟不可思议地笑了
《紫日》是一部讲述抗战结束前夕，三个不同国籍的人在日本法西斯灭亡前的求生经历，是一部被评论界说成“绚丽多姿，悲壮昂扬，奇诡壮观，震撼人心”的影片。
去年5月份，正是日本首相嚷嚷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紫日》的首映活动可谓正当其时，因为在冯小宁看来，这部影片首先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到底是什么。
那段时间，冯小宁一行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当地电影公司有时也组织一些中小学生观看。可是，在天津的学生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当银幕上出现日本鬼子拿一个农妇当靶子绑在树上练刺杀，他的儿子被捆在柱子上，眼看自己的母亲被一刀刀杀死而凄厉咆哮的时候，坐在场子前面的小学生们竟出声地笑了，欢快地笑了！
在场的成人惊出一身汗。冯小宁一行人听说这事后都愣住了。
然而这样的匪夷所思的笑场事件并没有就此打住。次日在上海某电影院，再次出现笑场。“发生这样的笑场事件你怎么想？”后来的见面会常有记者问。
这一问每每都让爱激动的冯小宁言辞激烈，其中有句话特别狠：“类似的笑场当年鲁迅在电影院也见到过，他就是因为周围那些同胞的麻木而弃医从文的！”
如果对小学生笑场可以拿年龄说事，一些青年人的暧昧反应就让人无话可说了。一位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女儿已经上高中了，也说不太理解片中的描写，认为日本兵有可能这样做吗？”
在一些大学，常会遇到这样的提问：“冯导，你现在拍这种血腥的战争片子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冯小宁被邀请参加一个电视谈话节目，在场的绝大部分是研究生。现场有人提问说现在都入世了，还老拍战争的电影，会不会太伤害日本的感情，影响双边关系？冯小宁又压不住火了：“50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声音，汪精卫也是这个观点。”一个名牌大学组织观看《黄河绝恋》。在紧接着的见面会上，掌声热烈，发言踊跃。这时有一个女生站起来发言：“我们不知道现在拍这种血腥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她的话顿时被一片嘘声淹没。这时抢先站起来的也是一个女生，她激愤地说：“我认为日本法西斯这些暴行，不是表露得过分了，而是远远不够，还应该继续地不断地说下去，永远不能让历史上的这些罪行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滑去！”然而这位女生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一个韩国人！”
在强烈的感动之余，冯小宁叹道：同样有过给日本人当亡国奴的历史，为什么如此强烈的激情声音是出自韩国人而不是我们？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困惑是，类似的事件通常都有各级娱乐媒体在场，可多数“娱记”的兴奋点不在这儿，对此类事只偶有报道。
“我们的孩子在历史知识和认识上处于无知和不设防的地步！”
尽管报道不多，笑场事件还是在知情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次有关的座谈会上，北师大一位71岁的老教授拿过话筒，话未出口便哽咽得发不出声：“在我的家乡附近原有一个人丁兴旺的村庄，后来被日本鬼子杀得绝了户。现在的孩子却不知道那场战争给人类带来怎样的苦难。”
一位叫刘杰的观众给某报记者写信：“在3500万条生命的代价之后，小观众面对血腥的屠杀竟发出了哈哈的笑声。这难道就是我们说的代沟吗？让人不可思议。”
顾晓鸣在解放日报上撰文疾呼，“我们的历史教学怎么了？在日本右翼肆意篡改‘历史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知识和认识上处于无知和不设防的地步！”
今年“两会”期间，住在21世纪饭店的政协委员观看了《紫日》，他们对片中的那些场面的反应是惊心动魄。影片结束，大家长时间鼓掌。老艺术家李默然相当沉重：“我听了学生的反应心里‘咯噔’一下，我们的学生怎么了？梅兰芳、程砚秋也没进过大学，甚至中学，怎么就有那样的民族气节呢？”作家邓友梅说：“有些年轻运动员面对采访镜头竟反问记者：‘你认为卢沟桥事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这种无知可不光是丢他自己的人的问题。”
被媒体追问最多的自然是冯小宁。他说，他对“笑场”事件的痛心与担忧，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父亲、一个中国公民对后代的担忧：“尽管这些孩子还未成年，但日本侵华战争是一个历史常识问题，是和知道谁是自己的爸爸、爷爷一样的问题。”
一个上午，我都在听冯小宁讲他思考已久的问题。
冯小宁谈话实录一：孩子们不知道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首先我要说孩子们无罪，因为现在的中国孩子很少能得到关于那场战争的真实印象。《紫日》去年首映式后正好我的儿子准备高考，历史成绩老上不去。我说有这么难吗？我对历史这么熟悉不也没专门学过吗？把书拿过来一看，发现我也看不下去，完全是为了应试，累积各种各样的条款，还有为这些条款定性的词句，都要背得一字不差。枯燥、教条、干巴巴，这能引起孩子的兴趣吗？没有必要把这种普通的教材弄得面面俱到，让所有低龄孩子学成历史专科。可为什么学来学去，连我儿子这样的高中生都逆反？高中生、大学生的问题也是从小学来的。这样枯燥乏味的讲法，孩子肯定不愿意接受，他烦。
不信你可以在中小学生中做个调查，悄悄去找学生聊天，问问他们为什么不爱学？他们对历史看法模糊，这个模糊怎么来的？历史是很形象的，可我们却把教科书弄得还不如县志生动，让他似乎知道抗日战争，但又没有直观的、真正进到他血液里去的东西，等他们把考分给熬下来以后，谁还管什么历史？“我们还可以就地做个试验”（说着他站起来让我从他案头任拿一本书），“来吧，任翻一页”。（我照做，小标题是《日本血洗南焦村》，他接过去开读。）“1938年7月27日，驻滦县伪军小队长带几个士兵与日军驻石门部队，来到村子里……一连用刺刀捅死8个人，……把老百姓全部集中到一个水井旁边，架起机枪，抽出洋刀，把村民程双春拉到井边，一刀砍进井里，一位老大娘突然冲出去叫，‘还我的儿子！’日军把她拉过来砍头，扔到井里，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26个是个17岁的小青年和他的弟弟，他喊弟弟快跳井，日军一刀砍死他弟弟，这时井里已经有了27个无辜村民的尸体……”
这种试验我做过多次，就在这个屋子，就在你坐的位置，来过三个年轻“娱记”，哼哼叽叽说：“我们都喜欢看言情片，你拍这种电影还有意义吗？”“娱记”最起码大学毕业吧？我也让他们翻书，我念。念完我再反问他们有什么意义。这3位坐在那儿眼泪汪汪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一代孩子不知道事实。孩子都是人，都是有良知的，你只要告诉他事实就够了，用不着背那么多条款，我们的问题出在这儿！
孩子们懂什么叫苏联出兵东北？懂什么叫中国劳工？懂什么叫集中营？懂得日军是怎么屠杀掉一个村子所有老百姓的？他们知道侵略者怎样把孕妇的肚子里的孩子挑到刺刀上玩吗？知道日本人怎么把活人刀劈两半，把所有老百姓集合好，拿日本军刀一个一个砍头，然后比谁让血喷得高？……这些血腥事件，难到我们不让孩子知道，就因为它“血腥”？
犹太人永远让一代代的孩子们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么屠杀那些先辈的；俄国永远让他们的孩子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样打进他们家园、屠杀他们的。而我们的孩子们不清楚日军侵华的历史，所以看到这场戏，看到屠杀，真把中国人捆到那儿，让新兵练刺杀的时候，他们不懂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日军的一个习惯，不是这一件事，是一万件事啊！
同样是小学生，当年我们这代人看《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时，看日军屠杀中国人、张嘎的奶奶被日军杀害的时候，我们掉眼泪。而那时候电影营造气氛远没有现在这么逼真恐怖。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对这段历史还有了解，那种民族感情还有。这也反证了这一代孩子对这段历史的模糊，那种应有的感情的丧失。
同样是小学生、低年级，可北京的学生场一个笑的孩子也没有。有的孩子看得泪流满面。说明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孩子，在不同的学校中得到不同的教育。
我们可以站到那些笑的孩子心里去想，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态？他平时对干巴巴的教材没兴趣，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呢？游戏机。这一代孩子很少有没玩过游戏机的。他们玩得最多最常见的是充满杀人乐趣的游戏。他们在电子游戏中太多地看到和感受到了杀人的愉快，到处都有那种超人式的壮汉，拿两把电子枪之类的玩艺杀人玩儿。孩子们对战争的理解有些就是从那儿来的，杀人狂往往就是他们眼里的英雄。他们在游戏中不断杀自己的对手，而且是自己操作，在不断的“杀人”中取得快感。因此当他们在看到银幕上一个人在杀另一个人的时候，这种快感便自然产生，于是他们笑了，就像他在游戏机前打赢了一盘游戏。
谈话实录二：不要总给孩子们吃甜枣，要给他们种牛痘
日本人修改教科书是存心不让他的后代知道这段历史，而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教科书，我们的孩子也不知道这段历史，这就滑稽了。最起码我们愧对三千多万被屠杀的中国老百姓，愧对我们的长辈。这个不忠不孝是最大的罪过，因为是对民族不忠、对祖先不孝啊！《紫日》的演员用了一个18岁的日本姑娘，她妈妈从日本国内寄来大量的抗日战争的真实史料辅导她，可见日本多数人民是尊重历史的，也愿意让他们的孩子接触这段历史，《紫日》在美国放映时，日本观众也哭了，而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要解决小学的问题，首先是怎么让枯燥的历史课本变成生动故事的问题，我也理解编教材取舍的为难之处。但是总不能看着我们的孩子往洋奴那儿变吧？你总要把历史真实告诉他，不妨给他一段日本侵华暴行实录，然后让他写感受， O K，这孩子一辈子都恨日本鬼子。我们没有说叫他恨日本人民，这根本是两回事。我们教孩子爱，同时要教他恨，恨“恶”的东西，他才能珍惜“美”的东西。不要怕血腥和暴行，不要只给孩子吃甜枣，因为这对孩子来说就是种牛痘，牛痘这东西严格说就是病毒，是变异过的病毒，多可怕，但一针下去，解决一辈子的问题。
这样的事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就是希特勒培养的那些少年童子军，其中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女孩，会去做把人殴打至死的事，一样是从小缺乏爱惜生命、尊重别人这些最至高无上的观念。当我们在其他方面都在逐渐成熟的时候，人文教育、人权教育却没有得到重视。人是有尊严的，生命是有尊严的，自古我们就讲“士可杀不可辱”。文革的发生有各式各样的因素，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但关键是有这样的一个不良基础。如果民众有自己的思考，有文明水准的话，情况还会是那样吗？
“亡国者，必先亡其史”
尽管冯小宁的谈话激情澎湃、有点不由分说，但立论深刻，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就是首先不能容忍对那段历史的淡漠。记住那场使数千万中国人成为日本军刀下的冤魂的战争，记住这些历史的“负面遗产”，不是狭隘的民族情仇，而是出于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对人类发展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童石军多次提醒，让中国下一代人淡漠那段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希望的事，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要经常对照历史这面镜子。
中科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与海洋地质学家刘光鼎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鬼子的恨是从家破人亡的经历中来的，一辈子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报国思想，上中学时就给自己立了规矩，每天睡7小时，现在一些孩子们似乎在不在中国、要不要中国无所谓。”
在采访中，著名史学家、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是这样思考的：历史知识不足，对祖国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就爱不起来。“历史课应该是爱国教育的一个切入点。清末有人提出‘亡国者，必先亡其史’，这个道理可反证。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以后，马上重编历史书；在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教材上对鸦片战争历来轻描淡写，几乎不讲；日本教科书中对他们的侵华历史只说‘进入’就是不说‘侵略’，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他也认为历史不需要讲多少大道理，有故事，有人物，是最能够生动起来的课程。但现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把学生教得很烦，他的孙子小学时就知道个四大发明，而且只能按标答说“毕发明了印刷术，不能说“印刷术是毕发明的”。“历史课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关青年人的立志。和我们祖先历史文化的地位和分量比起来，这门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历史学家的批评引人深思。
学生们说：“我们喜欢历史，不喜欢历史课”
再来听听历史教育的受众———孩子们怎么说。
首师大教科院王海燕最近正在与北京一所中学进行科研方面的合作。本学期期中考试前，她就历史课问题访谈了10名初一学生，他们当中有喜欢历史的，但几乎没有喜欢历史课的。
学生说，其实他们是了解一些历史知识的，但主要是通过电视、小说、与家人聊天获得的，原本以为历史课挺有意思的，但学了不到两个学期的中国历史课多少让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老师不了解他们对历史课的兴趣和需要，不生动，不鲜活，他们对历史知识的储备也没有被理会，就是老师讲，他们听，然后就到下课时间了，课上课下都没有发挥的空间和时间，也感觉不到历史除了考试有什么用。
夏枫荻是北京市西城区高一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历史爱好者，很善于在作文中旁征博引，他在墙头贴的、计算机下载的尽是历史人物的照片。问他“初中历史课学完抗日战争记住了什么”，他说也就是玄武门兵变、陈桥兵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什么的。“记住‘兵变’、‘战役’纯属我喜欢军事，别的同学早忘了。”他补充说，初中历史课上讲的东西比起他买的历史书来太没意思了，光讲一些需要死记的条条，不过瘾。他认为自己买的课外书才叫历史。
另一位叫臧悦的北京市海淀区高二学生是成吉思汗迷、凯撒迷，见了有关的书就买，但他说这和历史课两码事，兴趣是从课外书上来的。问他对上学期学过的抗战部分的印象，他说反正全是讲课本上的，平铺直叙，好像什么都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讲，几乎没有什么事件留给了他特别的印象，包括南京大屠杀，点到为止。
吴争从小到大都是标准优等生，现就读于一所名校的高二。她对高中、初中历史课的感觉明显不同。在另一所中学读初中时，历史基本等于白学。印象里一位老教师在黑板上写，写完他们就抄，因为都是考试用得着的。抄完，老师再讲什么就与他们关系不大了，学生基本“想干什么干什么”。“高中感觉不同了，主要是老师的课教得棒极了，他本人学识渊博，每节课准备得特别充分，善于跳出教材驰骋发挥，还是那本教材，让他教得别开生面，加上多媒体、幻灯片，真让我们觉得是特想上的一门课。还有随着年龄成熟，我们对民族对国家的感情慢慢建立起来了，中国在近代的软弱遭人欺让我们普遍感到窝气。”
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遇上这样教历史的老师。
看起来，在目前难以摆脱的应试背景下，历史课基本上是被学生当做考试集中突击能奏效的课程来学的，而不是作为一门影响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文素养的课程来学的。因此，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历史课程，反思它在基础教育中不被重视的小学科地位，尤其要反思中国历史“与它在世界史上的分量不相称的地位”。
教材的问题比较复杂，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刚刚起步，姑且先不去讨论。但干干巴巴的性质、意义、结论，和过于追求完整全面的体系结构，是非改不可的。其次是教学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师的问题。怎样充分调动学生原有的知识和经验，让历史课真正走到学生中去，走进学生心里去，让它生动起来，故事化、立体化、活动化，成为学生入脑入心的功课，是教育也是每个公民需要关心和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人文教育方面留下的缺失太多”
“孩子们不懂历史，让我想起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十年后说的话‘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小平同志讲的决不是给教育投多少钱、盖多少楼的事，而是提醒我们改革开放后抓经济科技多，忽视了思想和人文教育的问题。就是包括人的品行、操行、良知那些最基本的东西的教育，在孩子们受的教育中没有多少‘生命是最宝贵的’那种意识。”冯小宁的这个分析也是笔者近来集中在知识界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声音。
年逾八旬的著名导演谢晋就对社会人文环境的现状十分忧虑。他认为这不是靠法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从教育入手，从低龄孩子的培养入手。
画家李燕的观点是：“一个文明人应具备方方面面的精神‘元素’，如缺失过多，就成为‘人文残疾人’，这种不利或危害的潜伏期较长，爆发点无常，后遗症危害很大。”
他还批评说，“道德法规教育往往流于空洞而古板的照本宣科，成了年轻听众‘强耐而心不在焉’的科目。学校、社会过于偏重学生学习成绩的量化标准，使学生拼命存储越来越单调的专业知识技能，脱离社会实际与民众，从而造成情感失控，心理变态，行为失常，有知识没文化，有智商没人性，受教育没教养。这一切预示着社会潜伏着的巨大人文危机”。
这不是耸人听闻。科学告诉人类世界是什么，技术告诉人类能够做什么，人文告诉人类应该做什么。失去了神圣、高尚、诚信这些人文的感觉和定位，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就会在淡漠中倾斜，这也是发生在一些年轻人身上的“军旗事件”、“伤熊事件”、“杀母事件”的深层原因。
“如果我的电影能成为历史的钉子，我将知足”
影视文化往往是最强大的社会教育，特别对于孩子来说。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对青少年盲目的偶像崇拜十分担心：“很多孩子国歌可能不会唱，但会唱《还珠格格》中的‘有一个姑娘……’把小燕子当偶像去模仿，可小燕子是什么？是没文化、以无知为无畏的那种叛逆，不光撒小谎，搞点小恶作剧，还迎合了一种浮躁的痞子心理，向上钻营，攀龙附凤，我看这个偶像会把孩子们带坏！而我们的东邻大和民族用电视剧引导日本儿童学习英雄少年：阿童木的勇敢，一休的智慧，排球女将的拚搏，阿信的创业……”
作家陈祖芬说她在日本看了一部叫《千和千寻》的卡通片，它告诉人们人必须劳动，不劳动就会变成动物，艰苦奋斗是永远的，不能玩世不恭。这部片子在日本家喻户晓，一出来就有很高的票房。而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这种灌输最基本的劳动观点的影视作品？
杰克·瓦伦蒂先生是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他说了一个让冯小宁“绝对震惊”的观点：“电影本来就属于意识形态，你们中国如此，我们美国更如此。”“他的这个声音，值得我们再次醒悟和认识一些东西。西方的东西确实有优秀的，我也喜欢，但有一点，不要太追求时尚，特别是文化时尚，它作为一种调料尚可，但毕竟不是主食。”
冯小宁10年前就说过影视界一片阴柔、缺少正常的男性形象的问题，提出过影视界弥漫着浮躁的问题。他说他拍战争系列的初衷就是因为，西方文明都在重金投入“战争与和平”这个命题的影片，使这个主题在百年电影史上占了33％，中国作为二战受害最深的国家，这类电影和其他片种比，比例严重失调。
他说，总有人怪兮兮地问我为什么拍战争片？我说这很滑稽，我是在拍近代史的故事，而我们的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我对战争的说法是从原始资料那儿来的。“日本人年年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吧？人类最宝贵的是和平，人类最不珍惜的也是和平。我10年的创作，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个———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战争恶魔、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把它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且隔年就增加几颗钉子，谁能担保它哪天不会复活了呢？《魂断蓝桥》、《辛德勒德名单》都是这样的钉子，如果我的电影能成为历史的钉子，我将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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