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 内容提要
赵宋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国方略与规则。宋朝“祖宗之法”的提出，与宋人在讲求义理的新形势下对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关；也与唐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以及士大夫家族对于“正家之法”的重视有关。
循故事、沿祖制治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赵宋统治者强调“继述父祖基业”，“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国”，既是标榜“家国一体”，祗奉祖制的结果，又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作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自根本精神上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
本文拟自“正家之法”与赵宋“祖宗家法”之关联与区别这一侧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
关键词：宋朝 正家之法 家法 祖宗家法
赵宋一代在指称带有根本性质的治国之法时，有所谓“祖宗家法”一说。在“国”与“家”有着相当程度分离的现实社会中，这一说法反映出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家国一体”的认定与强调。所谓“祖宗家法”，兼容并包地将赵宋的“家法”与“国法”混融为一体。这种混融，在君臣关系方面，突出地体现着“父子”价值行为模式（“孝”）向“君臣”价值行为模式（“忠”）的转换 [1] ；在王朝设范立制的取向方面，则鲜明地显示出赵宋一以贯之的追求延续稳定的政治精神。
目前，学界对于唐宋时期的所谓“正家之法”及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分别有所讨论，而对于二者之关联与区别却尚未给予足够注意。本文拟自这一侧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期加深对于赵宋“祖宗家法”的总体认识。
一
宋朝“祖宗家法”之说大行其道，与宋人对李唐政事的反思有关。
如所周知，南宋大儒朱熹曾经批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1]（《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开篇即引述了朱熹此语，并且进而指出：
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寥寥数语，使我们领悟出所谓“闺门失礼”表象背后含寓的大段文章。围绕这一“种族与文化”观，学者阐论颇多，兹不赘述。
早在北宋中期，《唐鉴》的作者范祖禹即曾经对李唐的“人主无正家之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既为“人主”，则其“正家之法”自与国事有关。在该书开篇论及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事时，范祖禹批评其“图王业，举大事”却发端不正：“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并继而说：
夫创业之君，其子孙则而象之，如影响之应形声，尤不可不慎举也。是以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乱。 [2] （《唐鉴》卷一，隋大业十三年五月）
显然，范祖禹是将唐代帝王的正家之法与其治国之政联系起来看的。
在《唐鉴》一书的最后，范祖禹总结唐代教训说：
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齐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或变生于内，或乱作于外，未有内外无患承平百年者也。
这类说法，在宋代受到广泛承认，有着明显的呼应。元丰初年，程颐要求司马光在修撰《资治通鉴》唐代部分时正太宗、肃宗之“篡名”；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在其《讲筵卷子·大学》“治国必先齐其家”篇中，也曾以类似的说法，警示理宗皇帝说：
唐太宗英主也，然于事亲友兄弟一有惭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复正。然则处父子昆弟之间，其可不尽其道乎？ [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
范祖禹其人，论事追求判别治乱，“义理明白”，当时学者尊之为“唐鉴公”。他曾经参与修撰《资治通鉴》，而且“分职唐史，得以考其治乱兴废之所由”[2]（《唐鉴》序）。他自“义理”出发，对于唐世帝王的文治武功评价不高，甚至有所贬抑。而对于范祖禹在《唐鉴》中的议论，朱熹尚觉阐发不足。他曾说：“《唐鉴》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又形象地批评道：“纯夫（按祖禹字淳夫，又作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过。”并且与自己的学生议论说，“不知伊川当时如何不曾点化他”。 [1]（《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所谓“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闺门失礼不以为异”之说，实在不无偏颇；但在宋代，讲求义理之风的勃兴，促使士大夫们去重新评判前代史中的诸多问题。而礼法，正是他们所关注的中心之一。从判别内外亲疏贵贱尊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角度出发，不仅唐代后期的“乱世”被宋儒们引为鉴戒，即使是以唐太宗为代表的“治世”，也遭遇到强烈的批评。
朱熹有关李唐“闺门失礼”的结论，重在道德义理的评判而略于分析。唐代的“失礼”与“循礼”，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而涉及到相当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现象，涉及到时代的变迁。
有学者自研究唐律入手，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理论体系，是以“礼”为核心，以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支柱而构筑起来的；而唐律的真髓即蕴含在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之中 [2] 。亦有学者自研究礼制入手，讨论唐代社会结构的演化与礼法合流的趋向 [3]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兴教化”的目标，“礼义”、“纲纪”，“厚人伦”、“端王政”，总是被相提并论的 [4] 。所谓“源流出于夷狄”的李唐，即便在胡风影响较盛的立国初期，对于“闺门之礼”（或者说严格意义上之“家法”），亦非不予顾及。这与君王立国致治的要求有关，也与士大夫家族讲求礼法的需要与推动有关。“礼之重，莫大于婚姻。”今仅就连结皇室与士大夫之家的公主出嫁及婚后执礼问题略举数例，藉窥士大夫“正家之法”与皇家“闺门之礼”互动关系之一斑。
《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十九》中载有这样一例：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鄙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王珪的这段话，把家内之“仪礼”与帝王之“法制”直接联系起来，公主依礼见舅姑，被认为是“成国家之美”的举动；而太宗对此也“闻而称善”。
上距贞观一百年后，在天宝五载（746年）《册平昌公主出降文》中，强调了“家道”与“王化”、“法度”与“室家”的关系：
皇帝若曰：“於戏！婚姻之序，人伦为大；家道以正，王化乃贞。……尔其虔修令德，祗服厥训，循于法度，宜尔室家。可不慎欤！”[4]（《唐大诏令集》卷四二《公主·出降册文》）
又一百年后，被后世史臣称为“李之英主”的唐宣宗，自其为政之始，即“思厚儒风”[5] (《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这一倾向明显地反映在他对于“闺门之礼”的处理原则上。当其爱女万寿公主出嫁郑颢之前，宣宗下诏说：“先王制礼，贵贱共之。万寿公主奉舅姑，宜从士人法。”嫁给于琮的永福公主，素来娇纵，即便在皇帝面前亦不肯稍加收敛，宣宗意识到“此可为士人妻乎！”于是改将广德公主嫁给于琮。广德公主“治家有礼法，尝从琮贬韶州，侍者才数人，却州县馈遗。凡内外冠、婚、丧、祭，主皆身答劳，疏戚咸得其心，为世闻妇。”[6](《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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